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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视角叙述中，叙述者隐身更深，更少可能作评论干预。照例说，这种“目击式”叙述会加强逼真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从詹姆士开始的人物视角小说，并不给读者强烈的现实幻象。这是因为人物视角小说透露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只有个人而没有人，只有人生经验而没有体现这种经验的世界。当共同的诠释规范消失时，再客观的叙述都不可能使读者与叙述世界认同。
这个文化上重心分散，小说叙述主体重心下移的过程，在晚清到“五四”这一段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中也能见到。晚清小说《邻女语》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人物角心的小说，至少是这本小说的上半部。小说中，庚子事变时北上放赈的金不磨在一路旅店的见闻，听到隔壁尼姑的谈话，邻室女郎的悲唱，或旅店女东家的诉苦等等。但这本小说的重点显然不在这些次叙述上，而在角心人物金不磨的思想反应上。正如阿英指出的：“金不磨在作者笔下，是位个人主义的英雄。”(6)据夏志清的考查，主人公金不磨的原型实际上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在庚子事变中单身北上劝赈，后来成为他被清廷判刑流放的理由。刘鹗的确是晚清中国传统社会崩解时出现的许多“离心式”奇人之一。
叙述视角的文化原因，在这个问题一出现时，就引起了争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基本上以爱玛为角心人物，他的《情感教育》，以弗烈德里克为角心人物.对此，人物视角小说的最主要实验者亨利·詹姆士很不满，他认为用社会文化下层的人物作角心人物是不适当的。爱玛是个虚荣的小城少妇，弗烈德里克是个不成熟的少年，以他们的意识过滤叙述，世界就过于被扭曲。
杰出的叙述家韦恩·布斯也认为，价值观的相对化造成道德危机，叙述的客观性被叙述者或角心人物的有限经验之不可靠所破坏，这样，叙述的可靠性就失去了其社会文化的立足点。他放弃了他一贯的纯描述态度，指责小说叙述的人物视角，认为视角的选择“不是个技巧问题，而是个道德问题”(7)。对这种“叙述学保守主义”，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雷蒙·威廉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在布斯看来，从我们有限的一价观(monad)来观察生活，至少在两个方面极其有害。首先，机械地使用人物视角破坏主体，19世纪全知叙述者却能有效地控制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菲羡杰拉德写了《温柔的夜》两种文本，他不知如何处理为好，这是个经典例子)。第二，纯择的人物视角引起了全面的相对主义，由于我们只能就叙述者之所及接受叙述，就造成全部价值判断标准的毁灭，其后果是文学效果的源头也被毁灭。(8)
威廉斯所说的这个“文学效果”，就是逼真性。加缪总结出一条相似的规律：“艺术家越感到与社会一致，就越不用在风格上扭曲他的素材。”(9)
人物视角的应用，当然有其技巧上的作用，效果上的考虑。我们不能说这只是一个道德间题，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中间有个文化态度问题。康拉德的《在西方的眼晴下》，用一个英国教授理性主义的意识(西方的眼晴)，来看一次大战前俄国无政府主义青年的骚动不安和失望痛苦，使这些人显得更加缺乏理性。这当然是康拉德的政治保守主义在叙述形式上的体现。坚持人物视角，有其文化意义，反过来，跳角(即因各种原因，放弃了叙述文本一直在坚持的人物视角，而突然转入另一人物的视角)，也是既有技巧原因，也有文化意义。老舍的《骆驼祥子》基本上坚持了以祥子为角心，例如虎妞勾引祥子的过程，是通过祥子的天真朴实的意识来过滤的，戏剧性特别强。但是，刘四爷做生日，与虎妞闹别扭进而大吵一架，这两个人物的思想过程就太复杂了，不是祥子的感知能力所能处理的，因此叙述出现跳角，轮流进入刘四爷和虎妞心中，写他们的心理过程。
许多这类跳角，其考虑却超出了单纯的叙述技巧之外。当代中国作家邵振国的小说《麦客》，每一节都轮流以吴河东和吴顺昌父子两人为角心人物，其复式叙述角度很整齐。但是第五节写到房东水香爱慕临时帮工吴顺昌，让他晚上到她房间来，而吴顺昌经过“思想斗争”，拒绝去水香房间，叙述突然跳出吴顺昌的角心，进人水香的意识：
水香没有睡，呆坐在炕边上，想去重新点亮那盏灯，却又没心思……她呆滞地望着窗慢上的格子影，象是数着她从十四岁成婚到现在的日子。她，没有爱过人，从来没有，咋会爱上了他?她不知道，只记得最初骂自己的时候……是的，她的确认为自己坏，眼前她依旧这样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坏女人啊!哥，你不来对着哩，对着哩，对着……(10)
这一段跳角，破坏了全文叙述方位的安排，从情节上看，也并非必要，因为不管水香怎么想，是否自责自谴，并不影响吴顺昌的行动，他反正已经独自决定不到水香房里去了。这个感伤味十足的跳角，明显是从道德上的考虑来安排的，不写这一段，水香的形象就成了问题。小说的主题是劳动人民纯朴、高尚而恪守道德，发乎情而止于礼，这个劝善诫恶目的迫使叙述进入在技巧上在形式上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跳角。
格林的名著《问题的核心》，也遇到相似情况，虽然其考虑正好与《麦客》相反。’在《问题的核心》中，婚姻不幸，婚姻与婚外恋的道德冲突，使主人公最后无法承受，自杀了事。格林说这本小说出版后受到的热烈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本书一定具有某种腐蚀力，因为它太容易打动读者的软心肠了。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信……我发现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斯考比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斯考比是个好人，他是被那个没有心肝的妻子逼上死路的。(11)
格林发现其所以造成相反效果，原因可能是人物视角这个形式问题。
小说的缺点与其说是心理上的，毋宁说是技巧上的。读者看到的露易丝(斯考比太太)主要是通过斯考比的眼睛，他们没有机会修正对她的看法，这就使斯考比爱上的那个海伦姑娘不公平地处于有利地位。在我的初稿上本来有一段斯考比大太同威尔森(她的朋友)相会的情景……这一段叙述对斯考比太太比较有利，因为这场景通过威尔森的眼晴来描迷。但是插入这样一个场景，会过早地打断以斯考比为角心的叙述，使故事进展显得秘懈。(12)
初版时，从叙迷角度整伤考虑，格林去掉这一章，再版时，他不得不重新加入，为了改善斯考比太太的形象。这样，斯考比的最后自杀不单是由于婚姻的不幸和婚外恋的痛苦，小说不再是一个感伤的三角恋爱悲剧，精神的、宗教的(天主教的)价值冲突就成为小说的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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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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