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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说“诗史”一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一文中，我论及“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制约，使中国诗人倾向于把“叙事”转化为“纪事”与“感事”，最能代表这一倾向的即是“诗史”之说。“纪事”追求历史感和真实性，“感事”追求形式感和抒情性。写得好可能诗中有史或史中有诗写不好则可能有诗无史或有史无诗——这两者都同样限制叙事诗的进一步发展。
(2)海外学者普实克、夏志清、韩南、浦安迪都有类似说法。
(3)普实克对此颇为赞赏(参阅“The Realistic and Lyric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Mediaeval Story”，Archiv Orientalni32：1，1964);毕雪甫则指为中国小说的局限(参阅“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1)。
(4)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一卷，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5)参阅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6)普实克的“抒情诗”传统实际上包括我所说的“史传”与“诗骚”，至于“史诗”传统则指注重故事情节的说书风格。但我认为，即使说书中的“有诗为证”，和详细的时代背景介绍，都可看作“诗骚”与“史传”的影响。
(7)刊于《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连载时未具名。
(8)刊于《绣像小说》第3期，署名“别士”。
(9)如《新民丛报》25期(1903年)刊《广智书局出版书目》，其中介绍《欧洲十九世纪史》为“趣味浓深，如读说部”。康有为辑《日本书目志》卷十四“小说门”即收录不少野史笔记与人物传记。
(10)佚名：《读新小说法》云：“新小说宜作史读。《雪中梅》日史也，《俄宫怨》俄史也，《利弊瑟》、《滑铁卢》法史也”(《新世界小说社报》6-7期)。
(11)《菽园赘谈·小说》，1897年刊本。
(12)浦江清：《论小说》，《当代评论》4卷8一9期，1944年。
(13)(14)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宇宙风》2期，1935年。
(15)吴趼人：《中国侦探案·弁言》，《中国侦探案》，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
(16)(36)林纾：《劫外昙花·序》，《中华小说界》2卷1期，1915年。
(17)李伯元：《中国现在记·楔子》。
(18)刘鹗：《老残游记》第四回评语，第十三回评语。
(19)林纾：《剑腥录》第三十九回。
(2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自序》，《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
(22)林纾：《践卓翁小说·序》，《践卓翁小说》，北京都门印书局，1913年。
(23)《小说丛话》中曼殊(梁启勋)语，《新小说》11号，1904年。
(24)《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4号，1902年。
(25)孙宝暄：《忘山庐日记·癸卯(光绪29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认为《新中国未来记》的体例矛盾是梁启超搁笔的原因。
(26)在《新罗马传奇》中，梁启超这一愿望终于得到实现。扪虱谈虎客评其剧本：“十九世纪欧洲之大事，尽网罗其中矣。”
(27)1905年小说林社刊《孽海花》广告，录自《孽海花资料》1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8)(30)(37)(38)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修改本，真美善书店，1928年。
(29)林纾：《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红礁画桨录》，商务印书馆，1906年。
(31)曾朴后来正是这样“误记”林纾的上述评语。见《孽海花资料》中的《东亚病夫访问记》。
(32)参阅林纾：《剑腥录》39章和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33)新厂：《<胡宝玉>》，《月月小说》5号，1907年。
(34)《官场现形记·序》，《官场现形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
(35)《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5卷11号，1924年。
(39)《钏影楼回忆录·在小说林》，《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40)顾颉刚：《隔膜·序》中引录叶圣陶1914年9月20日信，《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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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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