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非一部分作家借鉴“史传”，另一部分作家借鉴“诗骚”，因而形成一种对峙;而是作家们(甚至同一部作品)同时接受这两者的共同影响，只是在具体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正是这两者的合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突出“史传”的影响但没有放弃小说想象虚构的权利;突出“诗骚”的影响也没有忘记小说叙事的基本职能。“史传”、“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不限于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也不限于文人创作或民间创作。表现形态可能不同，成败利弊可能有别，可细细辨认，都不难发现这两者打下的烙印。尽管非常赞赏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中“抒情诗”与“史诗”两大传统的辨析，在描述中国小说发展道路时，我仍注重“史传”、“诗骚”的决定性影响(6)。原因是，在中国小说史上，很难理出泾渭分明而又齐头并进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系统。中国古典小说分文言、白话两大部分，其中文言小说当然属文人文学，可采用从民间说书发展起来的章回体形式的白话小说，体现出来的仍然很可能是文人趣味。另一方面，经过书会才人编定、文人修改或拟写而流传下来的“话本小说”，实际上已离原始说书艺术很远，很难再称为真正的民间文学。
“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唐人小说序》);结构上引大量诗词入小说。不同时代不同修养的作家会有不同的审美抉择，所谓“史传”、“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当然也就可能呈现不同的侧面，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象中国古代小说一样，“新小说”和五四小说也深受“史传”和“诗骚”的影响，只是各自有其侧重点：“新小说”更偏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这种侧重点的转移，使小说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也不能不波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
二
也许，正是基于对中国人以读史眼光读小说的癖习的认识，“新小说”理论家从一开始就力图区分小说与史书。一八九七年严复、夏曾佑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从虚实角度辨析：“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7)一九○三年夏曾佑作《小说原理》，又进一步从详略角度论述：“小说者，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者也，故最逸;史者，以简略之笔，写已知之理者也，故次之。”(8)可是，尽管理论家大声疾呼区分史书与小说，仍有不少人把史书当小说读(9)，或把小说当史书评(10)。
把小说完全混同于史书者甚少，但不想细辨稗史与正史之别，有意无意中以读史评史眼光读小说评小说的则不乏其人。晚清颇有影响的小说理论家邱炜萲就说过：“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资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挈长而较短也。”因而，在他看来，王士祯的《居易录》就要高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曹雪芹的《红楼梦》(11)。如此评小说，岂不近乎评史?“从前的文人对于历史和掌故的兴味超出于虚幻故事的嗜好”，说是基于中国人的核实性格可以(12)，说是因为史传文学的长期熏陶也许更恰当。晚清记载轶闻的笔记盛行以及作家的热衷于引轶闻入小说，跟中国读者这种特殊的欣赏趣味大有关系。喜欢索隐以至用考据学家眼光读小说者当然不会太多，但象蔡元培那样评价小说的却大有人在：“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13)《孽海花》在晚清的广泛流行，固然因其描写技巧比较成熟，可更因其投合中国读者这一特殊口味。“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14)晚清作家喜欢借小说评语告诉读者哪些故事或者哪些报告是“实而有征”。如《活地狱》第三十五回评语告诉读者：“此系实事，著者耳熟能详，故能言之有物，与凭虚结构者，正自不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评语则云：“吾闻诸人言，是皆实事，非凭空构造者”;第二十六回评语又云：“此事闻诸蒋无等云，确是当年实事，非虚构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有三个“著者案”;一为“此乃最近事实，据本月十四日路透电报所报”;一为“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一为“此段据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文明小史》第五十四回评语则云：“察勘南京全省各矿报告，系采诸近日新闻纸者，与其虚而无据，不如实而有征。”作家何其重实事而轻虚构!似乎说明直录实事不但不会降低作家的艺术声誉，反而因其“言之有据”而提高小说的价值。莫非真的是“无征不信，不足以餍读者”?(15)至于出于虚构而诡称实事的，那就更多了。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一回云：“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吴趼人的短篇小说《黑籍冤魂》则甚至发起咒来：“我如果撒了谎，我的舌头伸了出来缩不进去，缩了进去伸不出来”;“咒发过了，我把亲眼看见的这件事，叙了出来，作一回短篇小说”。“咒”尽管发，“谎”却照样撒。只是既然作家、读者心目中实录的比虚构的要高级，这就难怪“新小说”家要自觉地往史书靠。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