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作为社会斗争的文化实践
文化创造的主体被戈德曼规定为是一种超个人的主体———集体主体，而不是个体。戈德曼将文化创造的主体奠基于集体主体，从而也就将文化实践引入到社会实践的领域。集体主体也是有意义的结构，它是诸多个体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按照特定意义关系聚合起来的整体。在社会形成的角度上我们不可能说孤立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因为离开了整体个体既无意义也无功能。一切个体的意义与功能都必定是在集体主体的整体之内而言的。“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于理性。”[1](p.45)在各种群体之中，“还有些对于精神和艺术生活与创作最为重要的群体:即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各个社会阶级;直到今天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并不是所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群体都构成社会阶级。这种经济利益必须以全面变革社会结构为目标;这种经济利益还必须通过对现代人的优点、缺点的全面评价，通过一种理想，关于未来的人类、人与人、人与世界应当具有的关系的理想，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这样表现出来。”[4](pp.20-21)
戈德曼认为原子式的个体主体是无法形成有机的总体社会的。他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例进行了论证。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他将个体作为主体，将人与人之间关系描述为里比多自由满足的主客体关系。譬如:“将孩子遇见的第一批人，特别是母亲和父亲作为对象，以达到里比多倾向的自由满足，但这种满足将导致一个后果，建立极小的自治集团，阻挠任何更加广泛的社会的形成。”[3](p.103)因此，在戈德曼看来，要在单独的个体层次上使诸结构具有功能，并且阐释它们的意义和它们发生的因素，这是极不合适的。个体的建构只有与个体的社会化，与组成他不断扩展的集体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得到说明。
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是集体主体，而在主体与文化创造之间起核心作用的是世界观。“所谓世界观，乃是指一种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的观点。”[1](p.124)世界观在戈德曼那儿并不是对某种现实的纯粹被动的静态反映，世界观建构了人类的行动“人为了能生活下去和有所指向，他总是被迫将一种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秩序引入他们对世界总体的表象中;任何集团都企图创造出一种我们提到过的同样的表象，构成文化创造主体的特别集团则企图创造出一种世界观。”[3](p.51)一种有效的世界观可以基于具体的环境而成功地使经验现实得到阐释并控制行为的方向。因此，没有这样的一次整理，任何有效的行动都是不可想像的。“这些精神范畴结构(包含思想行为和感情)也创造了各种社会现实:房屋、道路、诽谤、专制、生产关系、文学作品，以及人们用来研究这繁富多彩的事物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概念。”[1](p.96)在此意义上，戈德曼认为任何社会事实都渗透着意识事实，意识事实则组织构序一切社会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每个阶级在与其他阶级相区别的对立关系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当然，每一个阶级所具有的世界观也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实体，它同样是在与其他阶级显在的世界观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对抗中来确定对自己、对世界、对超验原则的看法。它是对他者的回答，而不是自言自语，是在与他者形成批判、区别的关系中的一种扬弃、一种超越，而不是一个已知的确定事实。“各个集团由于其自身的地位，总是依赖于其他集团，并且这种关系又处于经常变化之中;那么这些集团对处于整个社会过程中的集团间的关系，便很少到达一种高度连贯的自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戈德曼把他们的理论实践说成大多是潜意识的原因所在。一个集团诸精神范畴的结构过程，一般来说是潜在的。”[1](p.22)“它不属于以相对稳定的价值等级为特征的日常的经验世界。所以，人们在‘杰作’中发现的世界观不是表现一个集团成员经验的、现实的意识，而是表现理想的意识、最大可能的意识。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5](p.3)
借助于同构概念，戈德曼使艺术———社会历史转入了辩证关系之中。詹姆逊认为，形式是内容以及内容内部逻辑的投射，是一种显在的内容;而内容则是隐蔽的形式。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个都可转变成另一个，两者是一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以同构为中介，我们就可以把作为形式的艺术与作为内容的社会历史的关系纳入上述的论述中。由于同构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使潜在的世界观得以明晰，因而我们就可以对戈德曼作品的审美原则有深刻的理解。戈德曼认为审美价值的判断标准来自于它是否完整地彰显了社会的整体结构———一种统一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同构的原则就是要还原作品产生的具体语境，在对话语境中把握作品的形式和意义。詹姆逊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的一个总体特点就是文化作品本身不是自足的，它往往是在特定语境中对对话者的一种回答、一种相区别的对抗。理解这种特定的境遇是我们了解文本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了解了经过同构的中介作用之后文化实践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创造包含着有利于集体觉悟的统一性和一贯性。总的说来，除了别的功能之外，文学创造还有帮助社会集团认识问题和意识到自身愿望的功能。”[3](p.56)另一方面，在争夺文化霸权的对抗性语境中，世界观具有行动的功能，并且是建构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一旦作品所揭示的潜在状态的世界观与现存秩序发生冲突时，这意味着作品已经开始参与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事实的建构，开始了对社会成员新的精神范畴结构的塑造;因而便具有了伟大的批判功能，甚至是激进的革命性作用。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6-12-10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