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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研究方法会合之设想
第一，走向人物心理世界的可能。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最一般意义上的方法，其实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可以找到其思想的最初根源。也就是说，形式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可以找到一条前者不断地启发后者的线索的。比如，俄国的普罗普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就是从功能的角度概括叙事性文学作品，他把民间童话定义为一个在时间直线上展开的31种功能，然后向自己提出了“行动元”的问题。顺着这个线索，而后又有一位苏里奥，在他的论著《二十万个戏剧情节》中也分析了各种“功能”，结论与普罗普接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普罗普的思想。后来法国的格雷玛斯发展和总结了他们的理论，认为使用有限的几个“行动元”便能说明微观世界的内部组织，并且提出了一切叙事性作品都可概括出六个“行动元”。而这种从功能角度来分解文学作品的思路，在叙事学中对人物的规定上也有所显现。在叙事学中有“功能性”和“心理性”两种不同的人物观。所谓“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罗兰·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认为，“功能性”的人物观的发展线索可以勾勒为:亚里斯多德——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述学。1所谓“心理学”的人物观，是认为作品中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是作品的首要因素，作品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19世纪以来的传统小说批评家基本持这样的看法。福斯特在他颇具影响的《小说面面观》中就持的“心理性”的人物观。他认为，作为个人的小说家“拿起笔，进入一个堪称充满‘灵感’的不寻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创造出人物”，福斯特认为，小说人物的本质取决于小说家对自己及他人做出的种种推测[4](p.6)。和“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意义完全在于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不同，“心理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绝对从属于情节，而很多“心理性”的批评家都认为人物是作品的首要因素，作品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因为“功能性”人物观注重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所以这种对人物的分析可以与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相通。
戈德曼在分析拉辛的悲剧时，对人物的分析，是在结构的意义上的规定。也就是说，人物是处于功能的性质而进入这种研究方法视野的。比如朱妮，她的躲入守护女灶神的贞女行列，这是一种进入神的世界而拒绝现实世界的象征，可说明社会精神结构的特征，但不能说明人的内在宇宙，即使是说明人，也是在结构中说明人，那种震撼读者灵魂的人的丰富的性格，在戈德曼的结构主义分析中被概括掉了。恰恰在这点上，发生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露出了弊端。那么，接着戈德曼的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运用其他方法，进一步抵达文学的真面目呢?戈德曼本人并没有封闭这条各种方法相结合之路。比如他说过:“由于各种世界观是某些人类群体与其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心理表现。”[2](p.25)既然是心理表现，那么就应有开掘的余地。比如《布里塔尼居斯》中的朱妮，在戈德曼看来，是个悲剧性人物，她有丰富深厚的悲剧心理可作为审美对象。戈德曼说过一句关键性的话语，那就是，悲剧人的绝对彻底的孤寂。人在没有理智的世界和隐蔽的缄默的上帝之间感到孤寂。“孤寂”也是朱妮的心理感受。朱妮很善良，而且敏锐，当她惊讶地得知尼禄对她的企图后，她对尼禄说:“为了恢复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请让我躲开您的目光，他的眼睛。我出走才能制止您俩的激烈争吵。”她说:“我要出家进入菲斯大庙，您被同他争夺我那颗不幸的心，请您让我把它奉献给神道们。”她对布里塔尼居斯是很忠贞的，她得知布里塔尼居斯死亡的消息后说:“太后，原谅我的感情难抑止，若可能，我要救他，不然，就跟他走。”这是朱妮在剧中最后的一段话，后面的剧情证实了朱妮的决心和诺言。朱妮所感受和体验的一切，没有地方诉说，悲剧人想向上帝诉说，但是他永远不知道这个存在物是否真正听到了她的声音。同时，心灵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它因为追求至善才存在。朱妮的心灵既具有这个性质。这个规定性是戈德曼通过分析帕斯卡尔和拉辛得出的。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向纵深开掘，朱妮情感深处的波澜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情感变为审美对象。从学理上我们来分析其合理性，是否可解释为，戈德曼所认为的社会精神结构与作品中世界观的结构是对应的，精神结构和世界观都是精神的范畴，而精神范畴和心理内容并非相互隔绝，心理内容是精神范畴的情绪化个人化的折射，是社会的精神结构内化后的具体表现。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就可以从精神结构的分析转换到心理内涵的分析。
第二，走向对于象征系统中隐喻的解读。关于发现象征系统中的隐喻的意义，这个方法的理论依据来自韦勒克和茵伽登。茵伽登认为伟大的作品都具有形而上质，形而上质与作品的结构无关，但是形而上质却是茵伽登自己所规定的文学的艺术作品的第四个层次，即“再现客体”层次的一种功能，并且能为作品的最高审美价值的实现提供基础。这其实是将作品价值与作品本体联系了起来。韦勒克吸收了茵伽登的几个层面的思想，强调了价值和标准以及结构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并且从8个层面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其中第三个层面是“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以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第四层面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这可以由意象和隐喻几乎难以觉察地转换成”由叙述性的小说投射出的世界所提出的有关形式和技巧的特殊问题。在我看来，韦勒克的这一思想，因为强调价值，强调结构与价值之关系，所以他对文本层面的规定可以与戈德曼的作品的结构思想沟通:韦勒克的文本可以理解为以结构形式而存在，而存在的文学作品由许多因素相结合而产生文学性，我认为韦勒克所规定的第三、四层次的存在与戈德曼的作品结构可以相互对接。学理依据是，戈德曼所谓的作品结构是以构成故事总体的不同力量的组合、变化为标志的，体现在情节层面，支撑着情节的正是象征系统，而象征系统中存在着隐喻，也必然有形式和技巧的支持。
比如戈德曼提出，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那些悲剧作品的“悲剧观”中，在世界、人和上帝之间不同力量的组合、交织的关系建立中，悲剧人物决绝世界，没有“突变”也没有“发现”，最后终于回归于上帝，其中隐含着一个象征系统。而象征系统中将会有意象和隐喻，我们细心地拨开冷冰冰的结构，寻找意象并开掘其中的隐喻是可能的。在新批评派的维姆萨特看来:隐喻要强调的东西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B(喻体)如何说明A(喻旨)，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并互相对照、相互说明是能产生什么意义。强调之点，可能在相似之处，也可能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比或矛盾。”[5](p.357)比如《布里塔尼居斯》中的朱妮逃到神庙中去，是剧整体的最终结果，而在整个过程中，朱妮的情感过程和最终的逃离，就是一个意象，一方面，这个意象蕴涵着悲凉的意味。逃离的身影是感性的，但是这个感性的逃离身影，可以隐喻着人对这个世界已经不报任何幻想，彻底地拒绝了这个世界。可是人依然是感性的人，朱妮的身影永远给人伤感和某种失落情绪的感染。另一方面，依照维姆萨特的看法，也可以认为，朱妮的逃离，她的拒绝世界，正是人类无可奈何的象征。是对拒绝悲剧的反其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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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6-12-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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