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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俐俐]社会学方法在文本研究中转换的广阔空间
——以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
  作者:刘俐俐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1 | 点击数:10556
 

  二、“世界观”对于作品及体系的方法论意义

  那么“世界观”作为方法,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对于作品及作品的体系具有怎样的方法论意义呢?从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的论述,可看出主要为两方面,他说:“把世界观运用到本文上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2](p.23)让我们将他的这两点更为直白地梳理一下。第一点,是说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对作品的选择;第二点,是说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

  所谓对作品的选择。戈德曼认为,科学就是一种发现现象间的必然关系的尝试。在他看来,文化的创造主体是社会集团。创作者即作家是个中介。真正重要的作品通过创作者这个中介而与作为真正的创作主体的社会集团之间建立起联系。社会的精神结构正是社会集团的精神表征。戈德曼提出他的假设:文学创作的集体特征发端于这一事实: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而精神结构的理论表述就是世界观。因此,从世界观出发,就能按照社会精神结构为标准,依据同构的原理,选择优秀的作品。运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以戈德曼看来,可以避免个人的好恶,能够把作品中主要部分与偶然部分区分开,那些真正从美学观点看来成功的作品,也必然会为这种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曼认为,这样的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可以使文学史成为科学。

  戈德曼认为把世界观运用到文本上可以帮助他得出两点中的第二点,即“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2](p.23)也就是我们所概括的,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戈德曼的研究方法是从外而内,从宏观而微观,以外在于作家的社会精神结构为固定的考察准则。从学理来说,这就越过了作家这个具有个性、情感丰富的中介。那么作家的创造性如何体现呢?戈德曼认为,作家的创造性就体现在他对社会精神结构的感应,对世界观的默契。这样的世界观激发作家的想象。在《隐蔽的上帝》中他指出,歌德创作《浮士德》时,他的想象力取决于一种世界观,这和构成帕斯卡尔生平和信仰的世界观,即使并不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在戈德曼看来,如果说要研究作家的话,那也主要应该研究“是什么社会原因或个人原因,使得这种世界观(它是一般的模式)此时此地恰好以某种方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不应满足于证实在所研究的表达协调的作品和相应的世界观之间,仍有不一致和存在差异的情况。”[2](p.24)

  除去作家的这个因素外,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已经通过结构,进入到作品中来。从他在《隐蔽的上帝》中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对拉辛的9部悲剧的分析,可以看出来,是落脚到结构上。所谓结构,并不是叙事性作品中内容的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不是叙事作品中各个成分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而是指作品中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各个因素相互之间的不同组合方式。比如,他对拉辛的9部悲剧的分析,是以17世纪法国冉森教派的悲剧心路历程为参照,也相应地将拉辛悲剧中的组成要素分为三个部分,即上帝、世界和人。所谓世界,是指没有真正意识,也没有人类崇高情感的人的世界。所谓的悲剧人物,是指拒绝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生活,并以这样的拒绝为其伟大崇高之处的悲剧人物。所谓的上帝,是作为观众,始终沉默,不对人给予指点,但是当人归依他的时候,他又是在人的心里的“隐蔽的上帝”。于是,在戈德曼看来,拉辛的悲剧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人公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与缺乏意识的世界不可能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他毫不动摇地、不报任何幻想地以自己崇高的拒绝态度反对这个世界,可称为拒绝悲剧。也可叫做“没有突变和发现”的悲剧。在这个类别下,戈德曼分析了拉辛的《安德罗玛克》、《布里塔尼居斯》、《贝蕾妮丝》。第二类是现实世界的悲剧,悲剧主人公已经不再与世界处于对立状态,而是试图妥协,在现实世界里生存下去。在这个类别下,戈德曼分析了拉辛的《巴雅泽》、《米特里达特》、《伊菲格涅亚》。第三类是有“突变”和“发现”的悲剧。所谓有“突变”的悲剧,因为悲剧人物依然相信能够通过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世界而不妥协地生活下去;至于“发现”,则是因为主人公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过于沉溺于幻想中了。在这个类别下,戈德曼分析了拉辛的《菲德拉》此外,戈德曼还认为拉辛的《爱丝苔尔》、《阿塔莉》是宗教题材悲剧。

  我们以《布里塔尼居斯》为例来看悲剧的结构。这个悲剧,在戈德曼分析来看,舞台上有两类人物,居于中心的是世界,世界包括两个野兽——尼禄和阿格里比娜;一个骗子——那西斯;还包括不愿看到也不愿理解现实的人,这些人绝望地试图借助朦胧的幻想调停一切,布鲁斯就是这样的人;还有清白的、被动的受害者,他们毫无精神或道德力量,布里塔尼居斯就是这样的人。在外围的是悲剧人物朱妮,她挺身反抗世界,甚至拒绝做最小的妥协。此外,就是虽然没有出场,但是却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实际的上帝。戈德曼分析了这个剧,朱妮最后躲进守护女灶神的贞女那里,处于罗马人民的保护之中。她在诸神的世界中继续存在。

  接下来我们要追问的是,戈德曼带着我们进入了这个悲剧之中,停留在了哪个层次上呢?从前面的分析看来,是进入到了主题和主题得以显示的艺术构思上。这是对艺术作品的初步阅读层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p.114)马克思追问的是,还有怎样的不同于“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因素,使得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还能够给予我们以艺术享受?显然还有别的因素。正是对这样因素的假设,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探询,立足于戈德曼带我们进入文本的层次后,可与其他方法相会合,共同抵达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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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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