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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卡尔教授(Prof. Dr. Wolfgang Carl，1941- )
2006年5月9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国研究会(DFG)的协议，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哥廷根，开始了为期90天的学术访问。
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这里曾经是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呆过的地方，来了之后，有留学生告诉我，朱德也曾经在此留过学。哥廷根被誉为“学术之都”，在这个12.3万人的城市中，每4个人中就有1个大学生，有30多名诺贝尔奖金得主在此读过书或教过学。大学里有3万多名学生，2500名教授及科研人员，7000名其他职工。大诗人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曾戏言：哥廷根以香肠和大学而著称。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自创立时起就是一所标举思想自由的现代型大学，当年和哈勒大学一起并称为德国启蒙时期大学的代表与典范，其实际创建者明希豪森(Gerlach Adolphvon Münchhausen，1688-1770)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做大学的根本原则。建校当年，哲学院颁布的章程就规定，所有教授在不损害宗教、国家和道德学说的前提下享有教学和思想自由，这一章程被看做德国大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的主要接待单位是哥廷根大学文化人类学与欧洲民族学研究所，该所原名民俗学研究所，隶属于哲学系。由于对康德哲学有兴趣，我自然要在系里选听几门课。我的接待教授向我推荐了哲学系沃尔夫冈·卡尔教授(Prof. Dr. Wolfgang Carl，1941-)的两门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中的范畴演绎”和“自我”。卡尔是该系的资深教授之一，而这学期是他退休前作为正式教师讲授的最后两门课。我自然要去一睹风采了。
卡尔每次上课总是像传说中的德国教授那样“不修边幅”：他身材消瘦而修长，却穿着一双老式的牛皮鞋，夹着硬皮精装而又已经发黄的康德原书，顶着一头没有梳理而向不同方向枝桠着的头发就走进了教室。我注意到，听课的除了研究生以外，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发烧友”——在课间聊天时，我才得知，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先生原来是开私人诊所的，现在退休了，成了哲学的“专业人士”。卡尔落座以后，通常先把一个大烟斗摆在课桌上，再从怀里掏出一个别人早已不再使用的那种旧式怀表，也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课。在哲学系以外的人听来，卡尔讲的内容一定枯燥无味，但他却把这些讲得别开生面：首先，他的表情就经常随讲课内容的变化而“随物赋形”，仿佛为抽象的内容赋予了丰富而具体的形式。他不停地反问，把一个重要的概念翻来覆去地回味和把玩，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课简直就是哲学概念的活体解剖课。学生们经常会被他的幽默逗得哄堂大笑，而他虽然是坐在那里，却不时地提自己的裤腰带，好像裤子随时会掉下来似的，这种动作对他来说似乎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尽管我的德语还没有好到能够充分理解的程度，但我完全可以感觉到，在卡尔这里体现出来的是典型的德国哲学课的讲授方式：他们尊重经典，而且要细细地品读经典，用经过时间和多少代人的甄别而筛选出来的哲学大家的著作来训练人，熏陶人，让后来的学生学会钻进前人的脑袋里，像抽丝一样，把前代哲学家的思想抽绎出来，因为只有真正明白了前人“怎么想”，最好能够和他们“一起想”，然后才能谈到后人如何“继续想”的问题。这是我对学术传统继承的一点小小的体会，但它在卡尔的课上得到了完美的映现。
卡尔像传说中的德国教授那样严谨，却没有那种矜持甚至傲慢，而是不乏风趣和友善。当得知我从北京远道而来坐在他的课堂上时，他露出了兴奋又略带几分天真的表情。6月16日下午，他约我去他的办公室聊天。我告诉他，来德国以后，我感觉这里的人都比较守规矩，仿佛康德的实践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德国实现了。我问他，康德的实践哲学观念对德国的一般人是否有影响。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德国哲学以及一般公众的生活有悠久的传统。你知道，关于‘罪’的观念，如果你看一看我周围的人和政治家，你会发现他们都有比较明显的‘罪’……康德在德国是一个名人。两年前，我去了哥尼斯堡，现在叫加里宁格勒，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城市，俄罗斯的建筑，俄罗斯的人，根本没有德国的痕迹了。但是，因为康德在此生活过，他们现在想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改为康德格勒，而康德又是惟一和俄罗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他就像当地的中心一样，甚至那里的教堂都叫康德教堂，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你由此可以看出，康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又问，当代德国学者如何看康德哲学的地位。他回答说：“康德在德国哲学中也总是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但你知道，自从上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20年代，新康德主义销声匿迹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抛弃了康德哲学。1933年以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和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这样的学者都去了美国，他们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哲学面貌。40年代，美国哲学中有某种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卡尔纳普在芝加哥对奎因的影响较大，奎因在50和60年代是美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析哲学又从美国输入德国，比如，弗雷格。你知道，弗雷格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因此，我们有了一种奇怪的结合。因为在德国，分析哲学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哲学是德国人的事情，尽管它说的是英语。因为1933年以后，赖兴巴赫和波普这样的人都去了英国或美国，50年代以后，德国人都唯英国或美国马首是瞻了。我们把德国哲学拿回来了，但却是通过英译本。”言外之意，老先生一方面对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充满自信和自豪，另一方面又对现代德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不无忧虑。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学术不能像时装那样赶时髦，德国哲学的思想传统尤其不能丢，卡尔的这一想法大概正是他的穿戴和打扮坚决不与流行为伍的真正原因吧。
短暂的访问很快就结束了，但卡尔教授的略微佝偻的身影以及他经常放在课桌上的那个烟斗和怀表时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伴随着我对哥廷根这座著名的大学小城的美好回忆。他总是让我想起德国大学的基本理念，即知识(Wissenschaft)、自由(Freiheit)、修养(Bildung)和独处(Einsamkeit)，而这些又何尝不是真学术安身立命的场所呢?卡尔的烟斗可以体现学者独处思考时的自由和悠闲，而他的老怀表则可以象征人类的思想精华无所谓新旧，因而真正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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