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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墟场域：草根文化和都市文化的结晶
“聚会作歌”是好歌族群的一种典型的民俗事象。传统对歌活动的形成和展开需要有主观或客观的“由头”，比如节庆风俗，这样歌者和听众才能从生活和劳动的日常循环轨道中抽离进入歌唱的世界，此外，歌墟必须形成场域，具体说来就是有约定俗成的时间和地点,有歌手和听众，参与者需要达到一定规模，且歌者任意歌唱发挥。过去，客家山歌的演唱一般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客家山歌墟这一民俗事象。现在客家人聚居地的农村也没有山歌墟，都市反而出现了山歌集会[3]。广州越秀客家山歌墟的形成是草根文化和都市文化的结晶，是传统生活和现代生活的产物，以下从时间性、空间性和参与者这三个要素来考察广州越秀客家山歌墟。
1、时间性
时间是我们生活的基本依据，当我们理解歌墟这种民俗现象的起源和意义时，必须首先了解它时间上的规定性。作为一种传统的相对稳定性，歌墟有时间的规定性，包括具体日期和次数。传统歌墟的时间多为节庆民俗，一般是在农事周期、自然节律和岁时序列中，比如广西德保县三十四个地方有“航端”(歌墟)，时间主要在农历二月至四月, 其中两个地方在阳历五月四日举行, 另有两个分别在正月和七月，老百姓现在赶歌墟的时间与历史上笔记、方志等的记述是一致[4]。客家山歌墟与众不同。
而客家山歌墟的墟日是在每月十二号，一年十二次，这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发工资这一事项结合。客家山歌墟的产生由头是一群客家退休老人聚会，退休工资十二号领，退休工资每个月都发，因此，十二号成了他们聚会唱歌的最佳时间。这不是客家人的岁时节气，也没有婚丧的理由，而是与工资相联系。十二号因为是一群客家籍老人的“出粮”时间，不仅在经济生活中留下重要地位，还在民俗生活中获得了特定的意义。客家山歌墟时间性具有时代特征。
作为每月十二号山歌墟的基础，广州市内和郊区也有定时的山歌聚会，只不过人们没有冠上“山歌墟”这个称呼。市内根据星期来排列，每天到一个公园，比如星期一到黄花岗公园。而郊区的时间则情况不一，有的与各地的墟日有关，比如太和镇，每月一、三、六、九号，有的则是自我规定，比如凤凰街的柯木朗，每月八号。
在广州，客家山歌墟和其他山歌活动都是在白天进行，不同于传统歌墟一般在晚上对歌，这也许与参加者的年龄和目的有关。
2、空间性
歌墟的空间规定性，主要体现在歌场一般是特定范围内民众普遍认可的一个公共空间, 具有相对稳定性。传统中墟场多在空旷的郊野、特别是在村落之间交通相对比较便利的地带。广州越秀客家山歌墟的歌场摆在公园——现代都市休闲场所。
二十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生活也在悄然而迅速地改变着, 休闲和娱乐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公园就是满足这种渴望的城市休闲娱乐空间。在五六十年代，洪桥地区的客家人，在傍晚带着一天的疲倦、饭后的闲情来到越秀公园这个广州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寻找生活的乐趣, 现在，客家老人在每月十二号到这里参加山歌的盛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公园里，客家人也喜欢选择山坡作为唱歌场所，这与客家山歌的“山”味息息相关。在客家人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山中山谷起山坡, 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 山人山上唱山歌。”在这短短的四句七言山歌中, 就有十二个“山”字, 它正好说明客家山歌与“山”的特殊关系。客家人多居住于山区地带, 日常生活与“山”发生密切联系, 人们在山上砍柴、伐木、铲松油、挑担及田间劳动时唱几首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山歌内容多以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为比兴对象，客家山歌具有山野质朴真挚, 具有山的野趣, 更具有“山性”。就如黄有东强调的那样，客家山歌集“客”、“山”、“歌”三位一体,客家人的“客而家焉”和“择山而居”为客家山歌意境的营造和拓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5]。广州的客家人觉得在山坡上唱山歌才能自由自在，才能大声放歌，才能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唱歌的地点从越秀公园的靖海路搬到派出所后面山坡，又搬到现在的“客家山”，一次比一次高。从1994年开始，许多客籍老人热心为“客家山”搭歌台。他们捐资出力，在这里开山推树，平整土地，填土围砖头，浇上水泥，砌出一个平台，聚众人之力把这个坑坑洼洼的荒草坡地变成一百多米宽，一米多高的山歌台。有趣的是，就像“客家”成为客家民系的称号产生于他们同广府人的争执，据说最先把这个客家人相聚唱歌的小山坡称为 “客家山”的，也是广府人，时间大约在1996年。
此外，客家山歌墟的发起和形成都与洪桥街息息相关，民俗文化在都市里再生，自然与社区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社区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民俗文化天然可以成为社区群众文化的基石，就像刘德君所说的“民俗文化是社区文化底蕴的表现，发掘、弘扬民俗文化对社区文化的发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6]在洪桥街，由于客家人的山歌艺术大放光彩，在洪桥街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洪桥杯广州地区客家山歌大赛”、“欢迎老人贺城庆客家山歌大赛”、“洪桥地区迎香港回归山歌汇演”、“庆十五大，迎国庆客家山歌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把浓郁的乡村文化和现代化的都市文化融为一体，客家山歌成为洪桥区的文化特色，2000年洪桥街被评为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3、参与者
传统歌墟以青年男女为主，主要目的是以歌会友、倚歌择配。在歌唱之风盛行的年代尤其如此, 与青年男女聚众的传统对歌的形态相去甚远，越秀客家山歌墟主要是老人参加，老人成了歌墟的主角。
早早来到歌场的人是老年人，在场的人60岁以上者占绝大多数，但也不乏的中青年人和小孩。笔者从2005年6月到2006年6月几乎每个月都赶墟，发现中年人不多，他们比较认真听，但不会跟着唱和或者上台表演。年轻人个别专心听，多数时候在聊天，也许和偶尔来的外国人一样，他们来此更多是好奇或者是满足某种新鲜感，我们可以发现大多年轻人很快就离开。小孩比较多，大概是爷爷奶奶带来的，台下打闹玩耍，即使跑上台上，没有人干涉。可以说，现在的歌圩和歌谣活动一样，都存在“老化”的现象。
究其原因，首先老年人有空闲时间。城市里老人已经不用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奔忙劳作，除了照顾孙儿、打理简单家务，他们有空闲时间，他们寻找健康长寿的途径，渴望参加轻松愉快的文化活动，到客家山歌墟听/唱歌满足了他们这两方面的精神需求因此，歌墟成为附近区域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对于中青年的客家人来说，他们担负生活重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热情来学唱山歌，更不用说参加歌墟活动。特别是越秀山歌墟是在十二号，大部分都不会是周末，除了老人，中青年人需要上班，学生需要上课，不可能前来参加。因此，即使他们喜欢听或者唱，也只在恰逢十二号是周末才有空到歌场来。
其次，老年人喜欢山歌。现在山歌墟的参与者都有较长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听山歌经验。在广州“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一般是生活在广州的农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到广州的客家籍老人，有的是年轻时到广州工厂做工，有的是大学毕业或者部队转业到广州的，有的是进城打工、做生意定居下来的农民，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到广州，他们大部分出生客家山区，年少时就经常听山歌。当他们年老了，听/唱客家山歌，就仿佛回到故乡，回到旧日时光，他们对乡土的眷恋在山歌声中得到满足。并且，在山歌场大家不仅是歌友，有共同的爱好，大家还是同龄人，有共同的老龄话题，大家更是老乡，有共同的文化追忆。大家都讲客家话，亲切且热情地相互交流各种信息和近况，增进感情和理解。这样，唱/听客家山歌就成为满足这些客家老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山歌墟就成为他们放松精神、表达思念和相互交流情感的约定俗成场所。根据笔者的调查，大部分老人是从退休以后才开始听/唱山歌的。相反，对于中青年人来说，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很多的山歌记忆，那种客家人游走他乡、漂泊不定的文化情愫还不深刻，他们的日常语言以白话为主，加上客家山歌的内容与现实的生产生活又较大距离, 客家山歌的节奏较之流行歌曲显得缓慢拖沓，而现在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很多，因此在中年人群体中，喜欢客家山歌的比较少，喜欢山歌的青年人更少。
此外，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随着山歌墟影响越来越大，来歌墟听/唱山歌的除了广州市的客家人，周边的增城、从化、花都等地的客家人也会专门赶来唱/听山歌，广东省内的东莞、龙门以及省外的江西、广西、福建、港、澳、台等地的客家山歌爱好者来到广州，都会来赴这个山歌墟。远在国外的华客家人也有不少人知道越秀山的客家山歌墟，他们回到广州探亲或旅游，都会来听或者高歌一曲，用山歌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世事的感慨。
参与者的层次也非常丰富。除了喜欢听/唱山歌的普通群众，山歌墟也吸引了一些客家山歌明星。一些客籍的专业歌手如廖芬芳、陈菊芳，客家山歌歌唱家徐秋菊、全国民族声乐比赛二等奖获得者客籍歌手邱京昆都到过歌墟表演助兴，民间艺人梅州山歌师“大声古”[7]经常到场表演，他们的表演经常把听众逗得前仰后合、乐不合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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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06-12-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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