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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与性别身份
汉族是一个以父系继嗣、婚后从夫居为主的社会，大多数妇女的一生之中，一般都要经历以结婚为标志的居处、生活内容以至归属的转变。妇女的生命史可划分为从父时期和从夫时期，分别对应其婚前时期和婚后时期，[8]日常生活基本上以家庭为核心。宋明以来，统治者提倡敬宗收族，汉人重聚族而居，“山东、西，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9](P1464)家族贯穿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提倡忠孝节义，妇女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三从四德，即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遵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_“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家族、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有很多家庭的妇女甚至没有任何地位。
对于女性在家庭和家族中的性别角色，汉族民俗的定位非常明确。“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10] (P75)福建汀州客家地区，城乡普遍流传着关于妇女“锅头灶尾”、“针头线尾”、“园头地尾”的说法。“锅头灶尾”是指妇女要承担全家人煮饭烧菜的任务，所谓“妇女围着锅台转”，“针头线尾”指妇女缝补衣服，纳鞋底，做衣帽，缝帐被等针线活，“园头地尾”指种菜和耕田。因此，汀州客家妇女必须具备农田耕作技能、家务劳作技能和女红技能，其中农田耕作技能包括犁、耙、辘、锄、漪、耘、割、晒及种菜、种瓜、种薯、种芋等，家务劳作技能包括煮饭捞饭、洗裙汤衫、鸡鸭头牲、砍柴研烧、蒸酒做豆腐，女红技能则包括做布鞋、刺绣、剪纸等。[11]( P923-929)
然而，在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制度性的约束、规范决定了女性的性别身份之外，更多的则是从制度性约束规范延伸出来的，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禁忌中。日常生活中对于女性的各种禁忌实际上是性别角色的习俗化过程，也是社会对于女性日常生活言行的期待。禁忌代表着一种秩序的限制，一种规矩的限定，破坏禁忌意味着逾越了社会对女性行为的期待视野，也是对社会秩序、社会平衡的破坏。汉族妇女有遵从“四德”的道德约束，“四德”对女性的约束与规范更重要的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汉族旧时对妇女的户外活动限制尤其严格，妇女忌闲游，忌串门，所谓“妇不闲游，宅肆不相通”，“妇女无故不出户庭，不事耕获，不给薪水，不行背于市。”旧时风俗还禁忌妇女走路时抬头挺胸，否则便以为女子会克子克夫，要求妇女“目不斜视”、“走不露鞋，笑不露齿”。民间俗信中有许多忌讳男在女下或女在男上的规矩，男人忌讳从晾晒着的妇女的衣裤下走过，认为是男人的耻辱和不幸。[12] (P67-77)
其实，女性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从属地位，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制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往往会受到来自女性自身能动作用的挑战，这些制度对于上层社会的女性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而对下层女性的影响则需要具体分析。在汉族的许多大家庭中，由女性当家作主的家庭不乏其例。当其子成婚，或者自己成为祖母辈的时候，她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丈夫的家庭，获得“婆太”的资格，去世后她的地位进一步得以确认和提升，作为父系宗族的祖先为后代所崇拜祭祀，正所谓“千年媳妇熬成婆”。
汉族的年度周期有许多节庆娱乐活动。节庆娱乐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非常态时期，节庆礼仪为汉族提供了周期性神圣化的机会。节庆是自然秩序的神圣时间，也是时间序列中的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越是重要的时间关节点，人们越是必须严格遵守神圣时间的行为规范与禁忌。在汉族民俗的节庆活动期间，仪式行为以及禁忌规范限制着女性的言行举止。正是在周期性的神圣化场景中，汉族女性的性别角色一次次地突出与强化。山东有些地方的习俗是，年初五之前妇女不能出门串亲，也不准动刀尺做针线，还不准生米、生面和生菜下锅，过了初五则不再忌讳，而临沂、邹县妇女初五却不出门、不梳头、不动针线，据说动了针线会招蝎子。在山东邪城，民间传说正月初七是玉皇大帝七姑娘的生日，妇女在这一天用林秸、布条做一个“七姑娘”，扶着她先转井，再转碾台和磨台，边转边唱:“七姑娘，转井台，教俺绣花做绣鞋。”蒙阴的未婚少女则聚在一起“扎姑姑”，用木条、干草、葫芦头、彩色布条等，做成姑姑，然后让姑姑站在供桌上，大家轮流给姑姑跪拜，祈求降福。明清以来，正月十六北方有“走百病”的风俗，妇女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成群结队的走出家门，走桥渡危，登城祛病，摸钉求子，直到夜半始归;这一天山东各地还有年轻姑娘媳妇请紫姑的风俗，众女子向紫姑祈求，或问婚姻，或问蚕桑。二月二，龙抬头，妇女不准动刀剪针线，怕戳了龙眼。郓城等地忌妇女回娘家，据说“二月二踩了娘家的仓，不死公爹就死婆婆娘”。农历七月七日，山东单县的乞巧活动非常热闹，穿着新衣的少女，三五成群地聚在庭院中，摆上香案，陈列瓜果和各种化妆品，一起拜祭七姐姐。因为民间习俗“男不拜月，女不拜灶”，中秋节拜月的都是妇女。在传统时期，山东滕县一带，每于九月九日开始给小女孩缠足，并有“九月九，小脚裹成黄瓜纽”的说法。农历十二月八日腊八节，山东庆云、无棣等地给女孩穿耳孔，莱西忌讳妇女回娘家，从腊八节开始到大年初三为止，妇女不能回娘家，否则，娘家一年不如意，而武城、沂南一则完全相反，新媳妇(结婚不满三年)必须回娘家过节，否则“吃了喇叭饭，一家人要散;喝了腊八米(粥)，一家穷到底”。[2](P7、P8、P10、P12、P18、P24、P41、P47、P50、P56)
过去，一些与女性生理特点有关的特殊职业主要由女性操持，有所谓“三姑六婆”的说法，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是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等。牙婆亦作“衙婆”、“牙嫂”，即“官媒”，古代官员府宅，欲寻宠妾、歌童、舞女、针线、厨娘、粗细婢女等，皆由官、私牙婆操办;媒婆是撮合男、女两家婚姻的女人;虔婆为老不正当的女人，近人通称开设妓院的老鸭子为虔婆;师婆是为人求神祛病的巫婆;药婆即以卖药为生的女人;稳婆则是收生婆。稳婆专事民间助产接生之事，收生婆有的是姑、媳相传，有的是母女相传，大多没有文化，其业务技能由家庭传承，依靠的是多年的经验积累而已。[13] (P65-66)在广府地区，“大奸姐”、“喊口婆”等特殊的职业主要由女性操持。“大奸姐”是婚庆场合女家用以跟随新妇的临时使妈，分贴身和打杂两类，贴身大奸专门伺候新娘，打杂大奸则随花轿进入男家，从事扫地、装香、点神灯、递槟榔、做糕糕、盛喜盒、伺候宾客、拾掇台椅桌凳、清洗杯盆碗碟等，从事此类职业的多是一些口齿伶俐、活动能力较强和出于生活所迫的中年妇女。“喊口婆”是专以“卖哭”为生的年老无靠的孤孀弃妇，她们是廉价眼泪的贩卖者，是丧家通过仪仗铺临时雇佣或请来哭丧妇女，她们散居于偏僻的横街窄巷。[14] (P116-118)
在非特定的民俗仪式情境下，对性别自然差异的强调还表现为服饰的差异。在汉族社会，服饰是区别男女性别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服饰的差异体现了性别的文化意义。在山东一带，传统时期青年妇女多穿贴身内衣，称之为“肚兜”、“抹胸”，年轻女子自绣自做，兜面多绣“艾虎”、“金鱼串荷花”、“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刘海戏金蟾”等图样，于吉祥、辟邪之外，多幸福、爱情主题，肚兜除女子自用，亦常私赠情人、赠丈夫，做传情与恩爱信物。[2] (P157)浙江杭嘉湖平原地区，曾广泛流行蓝印花布，是农村姑娘出嫁必备的妆奋，除缝制蓝印花布棉袄单裤外，还要用蓝印花手巾赠送每一位长辈妇女，这种习俗，相沿至今。[15] (P77)在广东潮州地区，潮州妇女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梳头插头饰，人们总是通过服饰、打扮来品评一个女人的作风和家风。婚前少女一般扎单辫和双辫，自结婚之日起即松辫打髻，年轻妇女多插红花，如月瑰、芙蓉等，中老年多插一朵、几朵甚至整排芬芳的玉兰、茉莉等等。[7] (P29)福建长汀的客家妇女在传统时期大多以浅白、士林蓝、深蓝、黑颜色的服饰为主，只有走亲戚、赶庙会的情况下才刻意装扮自己。长汀妇女还有凉笠、围裙、布草鞋等三件宝，这是长汀客家妇女的典型装饰;长汀妇女的发式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16岁以前的未婚妹子，一般梳“妹子头”，留长发，一种是编成一根长辫子在脑后，另一种是用一根红头绳扎起，前面留有“刘海”，结婚后则盘髻，在长汀流行的有“船形髻”、“螺髻’，、“长髻’，和“圆髻’，。中老年妇女还盛行“包头”，就是用黑罗帕从前额开始，包到脑后根，头顶部的头发包不住。长汀红山一带的农村妇女，则包尖头帕，将整个头发包住，头顶为尖形，在头帕的两角挂上红球作为装饰。[11]( P93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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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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