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林]《红楼梦》满族风俗研究之我见 · 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民俗学会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各民族的父系家族深刻地影响着家族的民俗传承，形成了家世、家风、家谱、家教、家长、家产、家法、家务、家属、家号、家庆、家庙、家讳、家祭等习俗。[1]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是拥有高尚伦理道德观的优秀民族，这是人们透过满族家庭礼俗得出的正确评价。“满族规矩大，礼节多”，这是对满族礼俗的普遍看法评价。[2]
　　《红楼梦》诞生的时代是满洲贵族阶级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一统天下的，作者曹雪芹以梦幻形式向人们“透出一张逆向的民族迁徙的溯源图：京都（北京）→大荒（长白山）→北陆（黑龙江流域），这就是满族，一个马上民族由弱到强，又从盛到衰的历史走向。”[3]清兵入关以后，满族风俗和汉族的民俗相互融合，形成“满汉合璧”。[4]我们所认识的合璧是指满族文化通过交流、撞击和融合，以农耕、采集、游牧、狩猎为主的生产形式，吸收和兼容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在“满族社会各个阶层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追求，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清代满族文化”。[5]这种文化带着独特的东北游牧文化的特征，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开放系统。
　　《红楼梦》作为满族文化的代表作品，里面“芸芸众生，世态百相，皆毫芒毕现，巨细靡遗”[6]，充满着清代社会中包罗万象、极其丰富的民俗记载。有人统计，明清小说有1600多种，人们读《红楼梦》如“食鲥鱼之美”，“倒食甘蔗之快”，追其原因，就是因为除了文学因素以外，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红楼梦》“共用了74万个汉字，而一年红学文章的容量就在100万汉字以上”。[7]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曾题：“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一语道出了《红楼梦》这部民俗巨著百读不厌的奥妙所在。[8]从远程传媒技术角度上看，“关于《红楼梦》的专题网站就有80余个，较有影响的包括红楼梦网、红楼艺苑网、夜看红楼网、悼红轩网等;在Google中搜索‘红楼梦’，相关网页竟达14，300，000项（2008年6月25日前），相关视频42，500项，相关图片230，000项”。[9]王钟翰（1994）在总结清初满族文化时说，它“带有渔猎民族古朴、生动、丰富多彩的内涵，在与汉民族长期交往中，又经历了一个汲取汉文化的过程。”[10]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其发展路径也正体现了这个过程，具有比较稳固的传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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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红楼梦”，这是个很难有一家定性的谜。说红楼，说的自然不是林海雪原里的仙人柱，而是参破了梦幻人生的“觉悟”，是富贵温柔一梦起，着锦鲜华百世凉的生命体验。吕智敏（1997）认为，《红楼梦》在展示了达官显贵从昌盛走向颓败的过程，诉诸的文字却是以贾氏家族为代表的饮食起居生活。“写家宴、写赏花、写拉家常、写传闲话、写嫡庶斗心眼、写小儿女吵嘴呕气，写饮酒作诗，写深夜聚赌，写生辰贺寿，写延医疗疾”，“巧妙地通过其平庸琐细的表层透视其深邃的文化内涵”。[11]其表现手法像一面镜子，实时反射了满族文化关照下的“兴衰际遇”，作者“追踪摄迹，不敢妄加穿凿”，作品正如游国恩（1988）所判断的那样，“一问世便脍炙人口，乾隆嘉庆年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嘉庆初年《红楼梦》一书遍于海内，家家喜阅，人人争购’嘉庆二十二年后又有‘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12]为什么会产生悲凉黄叶无人问，炙手洛阳万家传的极大反差，关键在于铭刻在清代国民内心的满俗轨迹早已穿越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生存时空。王卓（2002）认为，没人否定《红楼梦》双重吸纳了满汉文化，“但绝大多数学者由于对满族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只注意到某些习俗、个别情节以及一些人物性格等方面满族历史与生活的烙印，忽视了《红楼梦》中深层次的满族文化内涵”。[13]
　　从民族习俗的渊源角度分析，静轩（2004）认为：满族人的生产、生活习性和特征是善于骑射和“打牲”，在深山密林里猎取獐狍野鹿，在江河之中捕鱼捞珠，世代过着渔猎生活，“养成了食肉衣皮的生活习性，这些贡品客观上反映的是原始八旗遗风”。[14]。决定这种遗风的政治根源正如《满文老档》中记载皇太极所说的那样：“世宗继位，恐子孙习染汉俗，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直衣，习女直语，时时练习骑射。……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善于骑射，敌野战则克，攻城即取，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退缩，扬名在外。”[15]这种训喻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满族生存的主要方式。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一样，赵志忠（2008）总结道：打围是满族人的主要狩猎方式，是一种生存手段，是满族的民族特征，是八旗建立的基础。骑射是打围的基础，也是八旗的作战技能。[16]弓马骑射因此也就成了满族外在的显著特征，而固化这种特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八旗子弟的教育。崇德六年（1641）二月，皇太极下谕诸王、贝勒、大臣：“尔等何不亲率人习射耶?子弟辈状者，当令以角弓羽箭习射，幼者当令木弓柳箭习射，如不执弓习射，好为搏戏，闲游肆市者，何不执之?我国武功，首重习射，不习射之罪，非烟之可比也。用烟之禁，前因尔等私用，故不能治人。至于射艺，切不可荒废。嗣后尔等当严加督率，互相激劝。”[17]据《八旗通志》记载：“八旗官学，每学额设满洲助教二员，满洲教习一人，汉教习四人，掌教满洲、汉军学生。蒙古助教一员，蒙古教习一人，掌教蒙古学生。弓箭教习一人，掌教合学学生骑射。”[18]满族骑射的重要性在革命导师恩格斯那里可以得到验证，他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19]
　　从民族习俗色彩饱和度上看，张丹（2002）代表了多数人的观点：清朝统治者极力阻止满族接纳汉族文化习俗，但是跨文化交流的渗透是无法阻止的，即使皇室家族极力排汉，他们自己也在也潜移默化地吸收汉俗。骑射、服饰、满文等的满族文化特征，在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中开始减弱，“出现具有汉族文化的明显趋势。对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忘却和抛弃，加剧了汉文化对满族语言文化的冲击”。早在皇太极看到八旗子弟荒废骑射，沉溺于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就三令五申地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得习乎！”“其心之忧溢于言表。”然而，经过百年同化和蚕食，满族在“斩棘劈荆、断草开荒、渔猎农耕中”创造的“比东北秀美山川更丰富多彩的习俗”，其特色文化逐渐地黯淡了。满族和汉族没什么区别，这是多数普通中国人目前所下的结论，换句话说，满族只是个符号了。有些观点却认为，民族存在取决于民族意识。栾凡（2005）认为：“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群体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是本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差异的认知结果与体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通过分析清代高层统治者，他的结论是：在乾隆看来，对汉文化的造诣达到较高的层次，并不能作为汉化的标志，只要保持强烈的民族意识，顽强地维护本民族个性，就能抵制汉文化的侵蚀。乾隆时期所实行的既超脱又驾驭的民族政策，就是乾隆民族意识的具体体现。扎拉嘎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清代的中国文化既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又是由满族文化为重要导向的文化。经过清代的融合过程，满汉两个民族不仅同时使用汉语，而且在文化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了更多共同的因素”。这就把和而不同这个概念又提了出来。《红楼梦》作为文化交叉互动的产物，在准确刻录了部分典型的满族习俗的同时，也摄取了大量光艳的汉文化色彩，因此推出了这部满汉相间、明暗杂糅的力著。
　　在民族习俗的完整性方面，最先要界定的是风俗习惯这个概念。余梓东（2006）的定义是“一个特定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简言之，风俗习惯也就是民俗。黄宗汉（1998）有言道：“民俗内容丰富，举凡平民百姓的信仰崇拜、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习俗、娱乐演唱等等均可列入，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故也有称之为民俗文化的”。如果把民俗的外延成分缩小，盖之以“满族”这个族属，也就形成了“满族民俗”这个次级生成术语。一旦这个次级术语继续嫁接给《红楼梦》，也就成了课题研究的一个方向的三级层次。倪旭前（2003）是这样总计《红楼梦》的民俗的：“古典经学、史学、诸子哲学、散文、骈文、诗赋词曲、书法绘画、平话戏文、诗谜酒令、八股对联、儒佛道教、礼节仪式、星相医卜、饮食服装以及各种风俗习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此之前，刘厚生先生（2001）在概括评价《红楼梦》总体民族特征时说，它“是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充分体现了满汉融合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胡文彬（1998）总结《红楼梦》民俗时焦距调得更具体一些：“前80回的民俗事象与后40回民俗事象的比较，小说中民俗描写与女性人物的关系，民俗事象情趣雅俗等等，都可以概括出一些特点来”。
　　《红楼梦》学术研究的时空跨度是膨胀性的，其边际即使是职业性著名红学家也有步履难及的时候；满族文化是庞大的，大到浩如烟海的程度，海量的文献由于文字的湮灭和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了文化秋风中的满地静叶；满族文化框架下的满族风俗研究是璀璨民族群星里夺目的明珠，当代东北民俗文化之所以红遍全国，正是这种民俗活跃因子生生不息的呼唤；《红楼梦》满族风俗研究是散金落玉式的，百年学术和万里学人的闪光智慧需要构架起一幢自成体系的四合院，让每个房间都能撑起出别具特色的窗子，散发出白山黑水的雄浑的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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