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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斌：对。当时李老师的讲座其实都作了书面记录，那次李老师来美国不仅是做了讲座，还专门给我上了一个月的课。我现在对整个西南的宏观知识和兴趣，还有对西南学术史的关注，也都是那时李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其实您在当系主任的时候，在学术交流和举办会议方面都做了很多事情。
郝瑞：我想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时开始讨论合作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将要出版的这本书——《田野关系》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民族志，它起源于1996－1997年巴莫阿依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写2001年出版的那本《西南的族群之路》，我把书稿给她看，她看了以后，在一个下大雪的周末，从她住的地方过来，那地方比较远。那时她就已经在翻译这个书稿的一部分了，那里面有很长的一部分是描写我的田野经历，今年这本新书也出版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这个合作感兴趣的，那时任海也在。任海原来是川大童恩正教授的助手，后来我跟川大博物馆建立了一些关系之后，童老师问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奖学金，让他们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到美国去学习博物馆学，去拿一个博物馆学的硕士学位。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奖学金，让任海在1989年的夏天过来，开始他的博物馆学课程。后来他又转到人类学的博士班，那时候任海就看了我的文章，他就说我们是一起进入攀枝花进行实地调查的，而且我们有长期的联系，他现在也是美国的博士生了，能不能我们一起来写，我写一篇，他写一篇，我们就把我们经历的那些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经验来写。我说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不久阿依也来美国了，我就问她想不想写？她说这太好了，她也要写一篇。我就想是不是也请马尔子来参加，所以我们就写信给马尔子，那时没有E-mail，其实他现在也还不用E-mail，哈哈……所以我就写了封信问他想不想参加，他说他也想参加。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四个人各写一篇我们共同的经历不同的经验，后来任海有自己的事情退出了，最后就是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是以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来写这本书的。在这本书的英文版里，我的角色要重一点，因为他们的东西我都参与翻译了，我也写了序和后记，但是从数量来说，他们的字数都比我的多，在这三个人里我写的字数最少，所以这是一次平等性合作的尝试。因为我认为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作为一个富裕的强国跟中国对话时，应强调平等的关系。中国在80年代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强国，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强国了，但那个时候国际性的一些不平等的关系会反映在不同国家学者的关系中，所以我们要把原来那种非均衡的关系变成一种真正的均衡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最后应该谈到的是“Mountain Patterns”——《山地模式》的那个展览。这件事情的起点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94年10月，在西昌的巴莫家，她们家有一个很漂亮的院子在一个小山坡上，是个很好的地方。那个时候，巴莫家的老幺要订婚，就是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女儿。刚好那个时候我和阿依一起在漫水湾调查，就是坐火车去西昌会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她祖母的娘家，也就是巴莫尔哈的母亲的娘家，巴莫尔哈从1岁到8岁都住在他母亲的娘家。这是一个在汉区的平坝地区的一个彝族村，是一个彝汉的杂居村，我们在那里做田野。当时我们得回到西昌市去参加她的小妹妹的订婚典礼，她们家的客人很多，他们巴莫家的四个兄弟姊妹都在，包括老巴莫先生，我们一起谈以后合作的事情，他们也把家里收藏的那些很宝贵的彝族文物给我看。我就跟他们说，嘿，这个我们做一个展览吧，就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我们可以做一个彝族的展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博物馆，还在当人类学系主任。我是1999年去的博物馆，后来这个展览就开始了。我当时提议的时候，他们说好，后来曲布嫫跟我说，那个时候他们都认为我们是在讲客气话，这个事情太大了，需要太多经费，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放弃，在1998年之后我得到了一笔经费，然后就开始筹备这个展览。做这个展览的过程在我们那本书里面写得有，在《亚洲族群》（Asian Ethnicity）——一个做民族性研究的杂志上也有三篇文章。
彭文斌：我在《彝人网》上读到过巴莫曲布嫫写过的一篇文章，回忆她和您合作举办展览的事情，比如你们是怎么样布置的，你们在观念上的冲突，对于彝族神话的理解上的冲突等，当时她生气了，您也生气了。这个过程写得很详细，不光是博物馆的前台展示，连背后的这些活动都写出来了。
郝瑞：她那篇文章的英文版是我翻译的，翻译发表时要简短些。因为曲布嫫有个特点，她一动笔就是几万字，她不会写短的，所以有时候我得限制她写短点。我记得她当时写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在最后面，她说：“我认为带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和木嘎吵架。”木嘎是我的彝族名字嘛！她说，在吵架以后我们还能合作，这代表我们是好朋友，而不是一般的合作人。这从另一方面表示了我们的平等关系，也表示了这虽然是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面设计和展出的一个展览，但是这个展览从文物的收集到设计和安装等各方面的工作，真正是由两个彝族学者（曲布嫫和马尔子）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没有他们，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做成的，因为我对诺苏文化了解得还不是很深入，我连语言都讲得很不流利，要我讲清楚哪些文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正式的名字是什么，它的用处是什么。而且我们吵架也并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摆放展品，而是在争论这些展品的说明。特别是展品说明要怎么翻译，怎么把中国学术界的术语，比如民俗学界所用的一些术语翻译成英文等等，我们吵架就是因为这些，比如怎么翻译“经书”，曲布嫫说“经书”要翻译成classics。我说这个词很奇怪，我们就用book。她说，哎呀，book这个词太一般了，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书，这个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是很宝贵的书，就是classics。我说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的书都叫做book，并不是普通的书。后来我就很生气，我说你要教我英文吗？我的英文比你好，嘿嘿……后来我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在外面徘徊，我想我不应该这样生气，我还是要回去好好地说。虽然这个词很奇怪，但你要说用这个奇怪的词我们就用，OK，这样就解决了。
彭文斌：刚才郝瑞老师介绍了在中国西南的田野经历，以及与当地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您那本将在今年6月出版的《Fieldwork Connections》我看了一下初稿，中间有不少部分以前是用中文发表的，我也看过了，虽然我不是研究彝学的，但这些故事的情节我都比较了解。郝瑞老师，这么多年来在您的田野过程中是有许多甘苦、矛盾和冲突的，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们这本《Fieldwork Connections》，应该翻译成《田野关系》呢，还是《田野连接》？郝瑞：我想还是翻译成《田野关系》比较好，因为书里面讲的就是我和巴莫家，和马尔子的关系，而且就是不断加深的关系，我才能做田野。
彭文斌：这里面还有几分“关系学”的意味，当然您这个“关系”是很正面的。郝瑞：当然是很正面的，不是走后门的那种关系，嘿嘿……但是中文用什么样的书名还没有最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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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2009年07月24日 09:2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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