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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傅谨，男，1956年生，文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1978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84年和87年相继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美学专业，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90年入浙江艺术研究所工作，96年调杭州大学中文系。97年借调中国艺术研究院至今。从事美学与戏曲研究，已出版专著《宗教艺术比较研究论纲》、《戏曲美学》、《感性美学》等6部，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学术杂志发表重要学术论文50余篇。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社总编辑。
廖明君：去年年底（12月8日），《中华读书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你的重要文章《中国稀有剧种的命运与前景》，我想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从1994年以来，你一直以很高的热情呼吁继承和保护中国的稀有剧种，这和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形象并不完全相称，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反差？
傅谨：我宁愿从来没有写过、发表过这样的文章，更不希望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不停地呼吁对传统、尤其是对稀有剧种的继承和保护。不是因为后悔，而是因为写这样的文章，做这样的呼吁是一种非常痛心的经历。我们的国家曾经是那样一个喜爱戏剧到了痴迷、疯狂程度的国家，无论城乡，戏剧演出动辄几天几夜；我们的民族曾经是那样一个富于戏剧创造方面的天才与想象力的民族，几百年里创造出了那么丰富多彩的表演技法、剧目和剧种，但是，仿佛是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我多年在浙江工作，亲眼看到那里十多个稀有剧种面临的困境。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时，所到之处也都会看到、听说那个地区非常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剧种面临消亡。更可悲的是主管部门对此惊人的冷漠态度，甚至连一些很有思想的文化人，也十分麻木。那么多珍贵的稀有剧种濒临绝境，还有那么多珍贵的戏剧文物、资料正在毁坏。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种现象本来是不应该也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提及这个话题，不得不借助于各种传媒，来表达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当然，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对稀有剧种陷入绝境的原因以及对策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但我希望能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传统剧种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变，希望政府承担起保护稀有剧种这一应负的文化责任的基本理路也没有变。我不希望这样的现象继续存在，希望这种现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不愿意像九斤老太一样絮絮叨叨。我是一个学者，我的志向与爱好是坐在书斋里安静地读书，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努力为继承与保护中国尚存的稀有剧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它就注定要成为我后半生的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已经不可能只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就像我在《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所写的那样，“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护和抢救稀有剧种的最佳时机，部分剧种即使想抢救也已为时太晚。但我们还是必须去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尽到最后一份努力，哪怕已经是一堆废墟，也要力争将它们留给后人。”
廖明君：我相信你的呼吁能够引起一定的反响，但是稀有剧种大量消亡的趋势恐怕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无力改变历史，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出现奇迹。
傅谨：是的，在这个方面我也非常悲观，越来越怀疑我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我要很坦率地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是非常孤独的，正因为缺少足够多的同道，我的呼吁虽然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它的反响很小，所真正产生的实际效果更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在很少几个有点影响力的地区，做很少的一点事。仅仅依赖我自己的力量，如何有可能改变这个庞大的现实？
因此，我经常想起孔子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孔子精神最精髓、也最具光辉的一个点，正显示出他作为一位既有理想主义情怀，又十分清醒的悲观论者的精神特点。这样的精神鼓舞着我继续去寻找继承与保护稀有剧种的每一种可能性，能不能实现这个理想是一回事，去不去努力则是另一回事。这就像你眼见亲人身患绝症生命垂危，即使你明知自己无力回天，但你也不会放弃帮助他的任何一点机会。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是我们文化人的责任。这个责任本来是不应该由我们来承载的，它更应该是政府的工作。问题在于近100年来，以国剧（我喜欢像齐如山那样用这个在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词，作为“中国戏剧”的缩略语，它简单明了，又比较中性，并且建议学术界都采用这个称呼而不再用或少用“戏曲”、“剧曲”、“民族戏剧”之类，更反对用“旧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遭遇到整体上的困境，稀有剧种只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角。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它归因为流行艺术的冲击，但包括那些稀有剧种在内的国剧几百年来就是中国的流行艺术，它一点也不贵族化呀；你也会很容易想到这是由于外来文化比如西方消费文化的冲击，但是所有后发达国家的文化都曾经受到过并且至今仍在经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多数国家的传统艺术虽然也遇到一定程度上的危机，但至少还有政府的知识分子的积极保护，它们虽然不再风光但至少大抵能以较好的途径得到传承，我们国家的情况何以会是个例外呢？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艺术受到了作为文化传承之核心载体的文化人的遗弃。以稀有剧种为代表的传统与地域文化活动的价值，正是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才受到全社会彻底怀疑的，正是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彻底反传统的思想，摧毁了政府赖以确认继承与保护传统与地域文化这一重要工作之价值的思想基础，使政府失去了担承这一时代责任的精神动力。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动摇了我们藉以立足的文化基石。
所以要实现继承与保护稀有剧种以及所有濒临灭绝的传统艺术样式的目标，就应该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在稀有剧种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社会充分肯定的目前，尽力去实践具体的继承与保护；另一方面是通过研究与呼吁，在批判和清理背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同时，让政府和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意义，认识到稀有剧种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活化石无可替代的永恒价值。这项工作是文化人的份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与民族应做的补偿。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令我感到悲哀的并不是政府部门的失职，而首先是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认识不到文化与艺术传统的价值。这才是以稀有剧种为代表的一大批传统文化现象难以恢复生机的根本原因。
廖明君：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稀有剧种中的大多数即将无可挽回地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文化中消失，我们也还是需要尽力挽救它们；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我们需要反思，需要重新清理导致稀有剧种大量消失的思想与精神根源，以防止类似的现象继续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之所以会发生稀有剧种大量消失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十分缺乏继承保护传统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那么，我想知道，你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思想资源的？
傅谨：我们都是同代人，都经历过不分青红皂白地崇尚创新，鄙薄传统的时代，时髦的书籍和师长们反复告诫我们，要反封建，反传统，而凡是创新总是好的，至少创新的精神就十分可嘉。我们的大学现代文学教科书几乎只讲一件事，那就是新文学如何战胜和取代了旧文学，好象中国戏剧都腐朽没落了，被话剧淘汰了。 1949年以后，文化界不再像此前那样鄙薄国剧，但是现代文学教科书仍然不加分析地、非理性地编造着“新剧”如何战胜“旧剧”的神话。65岁以下的几代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除了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吧）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思想，好象新文化运动一起，像国剧这些“旧文学”就历史地被打倒了，话剧之类“新文学”施施然登场，佳作迭出，所以这个时代的戏剧文学值得读的只有话剧那几个水平参差不齐的烂剧本。 国剧一直在戏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同样如此——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明目张胆地歪曲了，而这样的歪曲还有很多理论根据。与此同时，国剧也就完全被剥离出我们的正规教育体系。所以，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很少对国剧感兴趣并认识到它的价值，一方面固然是缺乏理论上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剧基本上被整个国民教育体系遗弃了，几代知识分子都已经不懂国剧了——这种诗、乐、舞合一的艺术样式，当然不同于像话剧那种只要长耳朵就能听懂的艺术样式，如果没有长期的耳濡目染，就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才能掌握欣赏要领。专家学者因为不懂所以不研究它，不研究就更谈不上教育引导学生欣赏它，由此也就只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只知有话剧不知有国剧的文化人，形成恶性循环。 回想起来，我也无法例外地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当初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过盲目鼓吹戏剧改革的文章。但由于在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特殊经历，使我有幸能迷途知返。由于在文化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工作，渐渐开始沉迷于国剧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并且与戏剧创作演出群体所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对现实越了解，就越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戏剧真实的现状和价值，并且看到主流文化界长期以来对国剧的偏见。有了这样的经历，回想起自己长期在高校所接受的教育，反躬自省，更兼几度出入高校，并且一直置身于美学文艺学研究这个近20年明显在学术界拥有话语霸权的领域，使我找到了一个迥异于此前美学与艺术理论界的认知角度，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从此前盲目地迷信话剧、鄙薄国剧的理论丛林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我之所以会形成我的“国剧本位”戏剧观的主要原因。
如果要追究思想资源，应该说，二战以后世界性的文化多元化思潮，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令我真正明白了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性有多重要，以及在一个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趋于西化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学者、一个在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处于弱势的边缘民族的学者最需要做什么。尤其是近年介绍进来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更帮助我认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本来民族自尊心很强，而且极其崇古迷古的国家，何以会对自己传统艺术样式的价值产生普遍的怀疑，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在文化领域实际上比起在其它领域更强有力地影响、甚至支配了近百年的中国史，而现在严肃认真的反思又是如何地缺乏。这些理论与思潮使我坚信“国剧本位”的戏剧研究才是正确的研究路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与长期的研究，没有人、没有任何理论能够代替我们思考，能原封不动地搬来恰如其分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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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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