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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午到达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中的“视觉表达和跨文化观察暨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次日会后，中央民族大学的付爱民带着顾铮、冯原和我来到大观路的两间紧挨着的少数民族书店淘书。这里的书当然是以滇版和民族学、人类学为主，而且主要都是多年前出版的，现在大书店一般较少见。这里最有特色的是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云南地方志和少数民族调查资料，有些还是整套的，我在书堆里挑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4月）和《云南地方志道教和民族民间宗教资料琐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等数种。最令我惊喜的是找到了美国学者费根的《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该书属于世界史前史研究的基础读物，其特色是对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存及时至当日的最新发现进行了相当全面和系统的阐述，并且结合各种学说、观点进行分析。我原有此书，多年前被人借去后就一直没有归还，也不敢想象在今天的书店里还可以找到。偶得于此，可见人与书的聚散真是一种缘分。
在边地省份的地方出版物中，我一直留意寻找考古学、民族学方面的西方学者研究著述，如西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是1985年10月版）等。在这里找到了并非公开出版的《民族考古译文集》（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1985年第一辑、第二辑），更是难得。与国内的云南考古与民族学研究形成较大差异的是，这两本译文集所收论文基本上都是从东南亚考古和民族学的角度选取论题，但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对云南地区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这对于国内学者很有参考价值。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写《广东美术史》中南越王墓东耳室中的一件铜提筒上的羽人船图像时，只是联系中国古代文献以及广西、云南出土的铜鼓进行一些分析，直到几年前才读到奥地利学者弗朗茨·黑格尔的名著《东南亚古代金属鼓》（石钟健等译，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发现他详细叙述的“东京（茂利）（72）”铜鼓（据其主人茂利总督介绍是出自云南）人船图像与南越王墓的这幅图像有着重要的联系。现在这本《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年,第一辑）中收入的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V．戈鹭波《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研究了与茂利铜鼓相似的另一件河内铜鼓，然后再延伸到婆罗州达雅克人的“死者之舟”和“天堂之船”图像。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的类似铜鼓图像的认识就与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源和传播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我相信类似的有启发性的研究个案在这类译文集中在所多有，只是这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很朴素、很有学术价值的译文集恐怕早已因为市场问题而难以为继了。
汇集了塞缪尔·柏格理《中国历险记》等七种著述的《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是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文献，除了最后一篇介绍张道惠（Harry Parsons）牧师的文章是撰写于2000年以外，其余都是出版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现在国外也很难找到。多年来我数次在云南各地拍摄考察，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传教现象曾令我深有感触。塞缪尔·柏格理在他的《苗族纪实》中以峡谷中的河水描述中国西部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历史：“始于细小、烦恼、打湿双脚、行进艰难，几乎化为就要消失的溪水……我们盼望着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而上帝却击穿峭壁，让巨大的山泉从中涌出。”（第88-89页）这是历史上“在云的那一边”发生和传颂的奇迹故事，是人类精神史上不可遗忘的篇章。
还是回到这两家小书店。同样是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大跃进”运动（昆明卷）》（厉忠教主编，2006年12月版）则是从“云的那一边”为一段同样不能遗忘的历史提供了见证。在这家书店有点意外地买到一本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民族学报》（原边政研究所年报，第二十五期，2006年12月出版），不知是从何而来的。还要向顾铮兄表示谢意的是，当他翻到一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74年12月）时，慷慨地让给了我。这辑的内容分为“孔教会资料”和“孔家店群丑传”，或者也算是研究“批林批孔运动”与当年的民国史研究之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吧。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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