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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韦伯不仅仅代表着某种确定的方法论的立场（例如解释社会学或方法论个体主义），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程序与理论工具。
对于当代的研究者来说，从经济学与社会学学术史和学科互动的角度，对历史学派、方法论之争和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梳理，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某种借鉴。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实际上也面临着当年历史学派的两组矛盾，即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的矛盾，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与介入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的现实关怀之间的矛盾。而其根本问题是，如何生成社会科学的理论，怎样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既是学术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更是超越学术史、促进知识增长的起点。
在我看来，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生成做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回答。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具体论述的精彩卓越，而且在于他的思想的开放性，即科学知识并非教条，而以问题为导向，其论述是暂时的、有待超越的。从以下两个方面，科学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契机。
首先，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密切相关，尽管要遵循一个严格的客观的研究程序，理论本身亦有其一定的逻辑，但是，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在根植于既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所谓“重大文化问题之光”的指引下提出的，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科学就会改变其观念及分析工具。
其次，除了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之外，韦伯也将人的丰富性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而赋予社会学更加多样的路径。韦伯认为，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局限于“现代西方人及其经济行动”，忽视了非经济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尽管物质利益支配着人的行动，但是，由理念因素创造出来的“世界图象”则规定了物质利益所运行的轨道和方向。换言之，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宗教、法律等诸多因素共同赋予了人性以丰富的内容，这是“人的科学”所必须加以重视的方面。
这种在严格的科学基本程序之外、对于人的客观历史环境和主观理念的强调，是韦伯异常丰富的学术内容的源泉。韦伯在其一生中，随着时代的脉动而将注意力转到多个不同的方面，他的作品被后来的各个时代的社会学诸研究领域所引证，传统的如比较社会学、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行动、理性化、现代性等，较晚近的如族群、女性及情感等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表现出了韦伯思想的片断性的特征，但也引起某种疑问，即作为一位经济社会学家，韦伯从经济学一端所受到的理知的启发使得他在方法论和经验研究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那么，他在社会学的一端是否亦有所建设，而不仅仅是一些缤纷如万花筒的视角？
以本书的分析来看，韦伯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基本的关于社会及其诸“领域”的概念，他认为，个体生活与社会存在可以被概念化为若干独立的价值“领域”或“秩序”，例如政治、经济、审美、知性和性爱等。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各领域的自主性，而它们彼此间又有种种相互关系和多元的因果关联。例如，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等级的分化之间就存在着种种关联，宗教领域中的教义与教会组织等的变化，也会形成诸如新教伦理之类的经济伦理，或者造成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一具备特殊个人效用函数的群体（参见本书第三、四章）。
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不仅在最好的意义上继承了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学术财富，而且没有受到前人的约束，发展出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独特的学术思想，当之无愧地享有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地位。追溯这一发展历程本身，对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亦会是一次受益匪浅的学术之旅，本书即是我在经历这一洗礼之后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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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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