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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核心的观念，是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自汉代“以孝治天下”开始，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孝道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异，有些甚至脱离了儒家的伦理轨道。尤其是明清时期，为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孝道文化被大量掺入了神诫的内容，从而具有了浓厚的神学色彩。
在传统的行孝实践中，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为“慎终追远”，也就是“春秋祭祀”，“四时上坟”；另一个则是“父母在，不远游”，如父母尚在，则要每日晨昏叩安，父母身体欠佳时，又要衣带不解、侍奉汤药。这是传统儒家对孝道的基本实践。
明清时期，在经济和文化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庞大的商人阶层，这些人常年游离于宗族之外，其生活方式同传统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意味着传统的行孝方式在此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商人出于商业的需要，经常奔波于路途，或淹留于异地，“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无暇顾及父母，更有甚者，有行商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归故里者。原本在同一伦理之下的生活被打破了，而正统的儒家对此却无力回应，于是转而进入神道之中，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思想资源来应对。
二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仕途无望，最终被迫进入了被传统文人所不屑的商业、手工业等行业中，从而出现了文化的下移现象。商人之中有能力“无事闭户坐阅书史”者不在少数，这在提高商人的素质和文化水平的同时，也使商人的形象逐渐由过去锱铢必较、面目可憎的奸商，转而成为知书达理的儒商，如此一来，对于孝道的重新诠释就有了文化上的可能。
出于统治的需要，明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大力推广孝道，使黎民百姓尊祖爱亲，进而实现全社会的安定祥和。朱元璋称帝后，诣太庙自称“孝子皇帝”，又颁布《慈孝录》，荐举孝廉，以致“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甚至其遗诏也依然念念不忘阐发孝道。在朱元璋的首倡下，对孝道的褒扬一直伴随至明王朝统治的终结。到了清朝，统治者也深知孝道对于统治的重要性，认为孝道为治道之本，是“通于神明，贯于天地”的，因此，对这一思想资源进行了大力的发掘。顺治帝亲注《孝经》，康熙帝则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帝也敕撰《孝经集注》。康熙、乾隆皇帝甚至数次在宫中开设“千叟宴”，同时效仿明代的举孝廉，设立孝廉方正科。
正是在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提倡下，明清时期的孝道出现了重大变化，逐渐地由“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了向神学化的转变，出现了神学化的解释。在论述孝道的作用时，往往强调其神诫性，将行孝与天地、鬼神、福禄等联系起来。行孝之人必能获得天地鬼神的厚爱：“唯神敬孝，唯天爱孝，唯地成孝。水难出之，火难出之，刀兵刑戮，疫疠凶灾，毒药毒虫，冤家谋害，一切厄中，处处佑之。”无论是水火刀兵，还是毒药冤家，都不可以伤害一个孝子，于孝子一切人世间的灾难都可以化解。不仅如此，“孝之所至，地狱沉苦，重重救拔，元祖宗亲，皆得解脱，四生六道，饿鬼穷魂，皆得超升，父母沉疴，即时痊愈。”除了孝子本人能得善报，就连列祖列宗，甚至在六道中沉沦的饿鬼穷魂、父母的疾病痛苦，都可因孝子行孝而得解脱。行孝的好处仍不止于此，还可以“生集百福，死到仙班，万事如意，子孙荣昌，世系绵延”。反之，不孝则必受天遣。“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殁，摩煞祸侵”，不孝的罪名是“百行莫赎”，必会天怒人怨，为天地所不容，遭受最为严厉的惩罚。
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行不言之教，儒门弟子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动用上天的威力，用雷霆来对付不孝之子。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只靠儒家的“春秋笔法，责备贤者”的清高做法，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俗世中能够维持多久呢？说到底，儒家践行的孝道是要造就圣贤，成就理想的人格，但更多的时候，在俗世的利益中，第一个回合被淘汰掉的就是像儒家这样的理想主义。在这里，被重新诠释过的孝道文化对正统儒家传统起到了补充作用，尽管正统的圣人弟子也许内心对此不屑一顾，但依然会本着圣人神道设教的精神对此大加宣扬，甘愿让神诫公然进入孝道文化的行列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新的诠释，才能应对因“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所造成的礼崩乐坏、孝道堕落的局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6-9 14:51:0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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