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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世界大会开幕式上，云南各族学生迎接与会代表。资料图片
中国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资源丰富的国度，也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欠发达的国度。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虽有过曲折，但如今却充满活力。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有应用性强的特点，当前需要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本土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简称世界大会）在中国举行，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跻身于国际学术界，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中国田野”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不仅是由于中国在亚洲大陆具有广阔的地理学版图，还在于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具有相当广泛的古人类遗迹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渊源。
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数以万计。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及其互动关系。在汇集先秦儒家思想学说的《礼记》一书中，对由“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构成的“五方之民”的描述，开启了中国古典民族志的先河。这一记载指出：“五方之民”各有特性，他们的资质才艺，必然因其所处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差异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性情、观念和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语言、饮食、器物、工具、服饰、居所等方面。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需随其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需因地制宜。
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不仅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志认识，而且揭示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进而产生了在礼教、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观。这种观念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观念在族际关系方面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佗古典民族志的渊源，且二人被誉为“人类学之父”，那么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民族志记录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观念，无疑也可喻为东方的“民族学之母”。
修史纂志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中央王朝的官修史书，还是文人墨客的民间著述，无不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民族志性的专门著作也应运而生。例如，清代官吏黄叔璥所著《番俗六考》，堪称第一部全面记录18世纪2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及其社会变迁的民族志。黄叔璥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志资料。如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其研究佛教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珍贵价值被翻译为英、法、德、日等文字在世界广为传播。在这类记载中，不乏对一些古老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最早的文字记录。例如，唐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记载了存在于贝加尔湖东北地区的驯鹿文化，精要地描述了该地区“畜鹿如牛马，使鹿牵车”，“人衣鹿皮，（鹿）食地苔，其俗聚木为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点。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学家在环北极圈进行驯鹿民族调查时，这些记载提供的历史纵深感依然令人震撼。
1295年，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并写就了《真腊风土记》。这部根据实地考察完成的著作，对当时的吴哥王朝及其社会、文化、习俗进行了40个门类的民族志描述。这部著作的珍贵价值，在于它是记录13世纪吴哥王朝社会面貌的唯一著作。
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明朝官方的庞大船队七度远航，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直抵东非海岸，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带回了大量的世界信息，记录了大量的异域之民、他国之俗，为研究当时相关国家、相关民族提供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
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交流的工具、知识传承的载体。中国的语言文字资源十分丰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用汉字记载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度。在中国的“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中，使用的语言分别归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创制的文字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东巴文这样的象形文字，也不乏借助汉字创制的文字，甚至还有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有文字——女书。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现存的语言达130种之多。目前中国通用的文字，除了汉字外还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在“中国田野”中，以壁画和雕塑等形式遗存的“五方之民”及其文化的资源也相当丰富。这些资料，为文化多样性群体的交流、融合、发展提供了历史证明，为拓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视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此外，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以“类族辨物”为特点的分类传统。1903年，著名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发表了被誉为社会学年鉴学派最富启发性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原始分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中国没有氏族的观念”，中国的分类传统是“星相”、“占卜”、“四季”、“节令”等。在这篇文章被译为英文时，英国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在导言中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涂氏的判断是“空口无凭的假定”。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族”（family）的概念由来已久。“族”的分类从血缘、家庭、姓氏、亲属、地位、阶级、“夷夏”、邦交等诸多方面渗透于古代社会之中，成为划分人群的分类学概念。中国的“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们持续不断的互动，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它与古代西方源自古希腊文化的“ethnos”、“nation”具有同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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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7-3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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