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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上所述，我觉得，“尚火”，这更多地是今天当地知识分子对于彝人的“曾在”或“过去”所做的概括和表达。这一概括是有事实依据的，但它所指的主要是曾在的事实，而不是现况，尽管现况中存在过去的某些踪迹。现况总是流变的，充满着无终无穷的，近便的生存可能性，无助于确认一个民族的“能是”或“所将是的亏欠”，因此一个民族的先行决心，或朝向未来的本真生存决心需要退回到这个民族的曾在来领会自身，有所选择来来确立自己本真生存的可能性。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人说，现况是流俗的，只有未来和曾在才是真。
上述火把节庆典象是在重演彝人曾在的生存。然而，这种重演是“从下了决心的自身筹划发源的；这样的重演并不听从‘过去之事’劝诱，并不只是要让‘过去之事“作为一度现实的东西重返。重演毋宁是说与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对答”[13]。今天当地人举行火把节庆典并不是因为他们仍认为人类在火中诞生，火为人类燃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曾经这样认为。他们需要在自己的曾在中有选择地来发现自身生存的可能性，确认自己的本真，把自己传承给自己。
然而，我的问题是，当地人的曾在同样是充满异质性的，通过对其文化遗产的承接来开展的本真生存的实际可能性也是多种多样的。把那些东西当作当地人所曾是，把那些东西当作当地人的本真生存表达，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当地人观点，也不完全取决于当地人对其自身未来或本真生存的筹划。
表达L彝人的独特性，这不仅是L彝人的某种意愿，同时也源自某种外在要求。据说以前L州的某位领导干部就曾因为没有穿上彝族服装去迎接中央领导，没有表达出应有的彝族特性而受到过批评。又据说，在L州政府为“走进L采访团”的到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西昌这坐城市也因没有体现出彝族风格而受到记者们的质疑。通过火把节庆典来彰显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文化可区分性，这不仅是对于当地人特性所做的一种的表达，也是就外在民族政治预设所做的一种应对。政治预设不仅必须基于现实，而且可以造就现实。情况并不只是差异生成民族，而且可以是民族生成差异
当地人发声并非是自呓，他们的观点生成于与别人的对话。在他们的观点中，不仅能看到与别人争辩，而且能看到对别人观点的内化和引申。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是把L彝人是被当作一个停留在奴隶社会阶段的人类社会进化活化石来论述的。把L彝人概括表达成一个尚火的民族，这不过是这些年来才有的事情。在我看来，这种文类（genre）的转变是并不是无鉴可借的。它与今天人们喜欢讨论儒家性，不再爱问津封建性很类似[14]。在今天的彝学研究中，有关火把节的起源是一个热点。在讨论中，占据主流的观点是认为火把节即是古代汉文献曾记载过的“星回节”，即，它实际上是一个物候节气，是根据北斗星斗柄朝向和气候变化来确定的，并不仅仅起因于一个有关人神冲突的传说。当然，这看上去象当地人观点，但实际情形却是大多数当地人并不知道什么“星回节”，他们知道只是自己的祖先曾用火与天神抗争，他们需要续演这种抗争。然而，问题还在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彝族知识分子不满足于既有的传说，希望把火把节科学化或“去迷信化”？在我看来，这更多地是因为他们需要应对科学主义压力，或者说，他们的观点已是科学主义的观点。
举办火把节庆典更象是一种文化生产，然而，在不同时期，这种生产的性质是不同的。在过去，这种生产基本上是“自足”的，即旨在满足当地消费，在当地促发家庭、社区团圆、欢聚和交流，祛除灾害、祈盼丰年等意义和快感。然而，如今这种生产更象是一种商品生产，它的目标不仅在于满足当地社会需求，而且在于对外流通，吸引外地游客。用当地政府官员的话说，如今的火把节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然而，欲吸引外地游客，这需要充分考虑外地游客的观点和品位，让这“异乡情调”或当地人观点能够在他们当中促发意义和快感。因此，在这趟行程中，我所见到的更象是当地人在按照外地人对于异乡情调的想象和渴望修正、建自己的观点，努力把一个由别人想象的“自己”传承给自己。
总之，在这趟行程中我并没有看见传说中那种当地人观点，真正让我难忘的是当地人对于省篮球二队到来的期盼，以及外来游客对于广场篝火的眷念。我不知道当地人的观点究竟在那里。在那个被围得水泄不通露天灯光球场上？还是广场上那几堆游人稀疏的篝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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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1-1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此景被Richard A. Shweder称做“人类学对于启蒙的浪漫主义反叛”。参见 Shweder, Richard A., “Anthropology’s romantic rebellion against the enlightment or there’s more to thinking than reason and evidence”, in Shweder, Richard A. and Rober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 27-6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除了格尔茨之外，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亦可谓此潮流在1970年代的领军之一。关于萨林斯在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其著作《文化与实践理由》、《当地人怎样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03。
[4] Geertz, Colliford,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Shweder, Richard A. and Robert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 123-1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11，1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6] 格尔茨：《文化的阐释》英文版第89页，London: Fontana Press, 1993。
[7] 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6-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8] 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51页。
[9] 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12，26页。
[10] Fabian, Johannes,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 据彝族创世长诗《勒俄特依》记载：“远古的时候，天庭祖灵掉下来，掉在恩杰杰列山，变成烈火在燃烧，九天烧到晚，九夜烧到亮，白天成烟柱，晚上成巨光。天是这样烧，地是这样烧，为了人类起源燃，为了祖先诞生烧。烟柱与火光，变来又变去，生出一对哑物来”，而这对哑物变来变去，最终变成了雪族。雪族共分十二支，六支有血，另六支无血。无血的是植物，有血的是动物，而人类则是有血的雪族中的第六支。——见《勒俄特依》第27-37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71[3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36[3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本文刊于《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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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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