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地说，所谓“治统”就是统治权力的运行方式及其利益需求，而“道统”则是文化本体性的价值追求和传承脉络，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阐明君权所以神圣至上时就说：“君者，民之原也，……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这话的大致意思是：统治者是天下万民最终的归属，而最高的权力就是最高的真理！尤其是这个原则在皇权社会后期权力专制性日益强化的趋势中被置于越来越绝对的神圣地位，比如宋代理学大师就说：“君道即天道”（《二程遗书》）；后来的理学家刘宗周在其《论语学案》中阐发儒学精义，强调的也是：“王者，宪天出治，……君道即天道也”—什么叫做“王者宪天出治”？意思就是整个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都只能从最高统治权力那里发源。

　　所以，“权力统治宇宙、统治真理”的制度路径确立不移以后，社会上对独立文化价值准则和伦理准则的追求不能说没有，但比起普世对于权力的无上尊奉和趋之若鹜，就注定要处于极大的劣势。早在六百多年前，人们就表白对权力的艳羡如何压倒了一切价值追求：“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大丈夫时乘命蹇。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严忠济〔越调·天净沙〕）你看这说得多明白，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攫取权力而得到前呼后拥的威势，为此而牺牲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世世代代，我们的文化都是浸染在如此制度环境中，所以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将其淳美内质密封扃固起来、不被侵蚀，而专等千百年后才奉出这份淳美给世人去做“继承”之用呢？

　　甲：说到治统和道统，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谭嗣同。这位在戊戌之变自觉献身的烈士在《仁学》中批评《荀子》之过度尊君，认为荀学的本质是“法后王，尊君统”取媚当道的。又说“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最近有人批评谭嗣同“激进”，但论者没有考虑谭嗣同说的是否有道理。他身处于专制罗网之中，对此深有感受。中国皇权专制制度是秦代开始的，而秦始皇所依据的理论就是极端张扬君权、极端敌视民众的集大成法家韩非，而这种膜拜专制权力的韩非之学就出自荀子。“百年俱行秦政制”，后来的统治者虽然觉得秦始皇专制度过了一些（也就是汉代贾谊所说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才导致二世而亡，但总是欣赏其尊君抑民的专制精神，而权力可以给皇帝带来的是个人欲望的极度的伸张、带来物质上的极度享受和精神上的极大的愉悦。因而，历代皇帝中公开赞美秦始皇的虽然不多，但都在或明或暗地学习他，特别是明清两代，皇权专制发展到了极端。这个以皇权为依归的传统并没有死，有人说每个有权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可能是个皇帝。北京有句俗话“关上大门做皇上”就是指一些家长，在家中暴戾恣睢，无所不为，弄得一家大小都怕他。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遑论那些握有实际权力的人们。而更为关键的，是皇帝式的无限威权成了千百年来整个社会的最高心理期待。比如老舍１９５０年写的话剧《方珍珠》里，描写北京的一位艺人为了表白自己对新政权的拥戴而赶写了一套鼓词，他最得意的是开宗明义的头两句，所以对解放军代表自夸：“这两句改过十几遍了，太棒了。听着：‘真龙天子出在延安，解放北京坐金銮。’”而这种定势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的影响之巨大、之久远，想来大家都有体会。

　　另外，原始儒家讲究“法先王”，并非是像“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说的是主张复古倒退，复辟古代奴隶社会。而是他们把政治理想的设计都堆垛到一位古代圣王身上去，这些“圣王”或是真有其人，或是假托，但其标准是固定的，是关注人民、具有“人溺己溺，人饥人饥”高尚道德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智慧的圣人。实际上这是“道统”的具体化；天真的儒者希望通过“法先王”把当世君王引入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领域。这一点在孟子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希望通过宣传圣王，把现实中那些不合格的君王改造成为符合他们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圣人。然后通过他们统一天下使得人们得以在“圣王”的统治之下，享受他所实施的“仁政”的幸福生活。但权力当没有权力来制约的时候，就只能听任它无限伸张。这时自有“圣之时者”自动放弃“道统”，迁就“治统”我们读一下《史记·叔孙通列传》，其中对道统谄媚权力有生动的描写。汉代刚刚建立，叔孙通拉那些带有点原始儒家色彩“鲁诸生”去为汉朝制礼作乐，而“鲁诸生”认为“积德百年”才能兴礼乐。当然叔孙通期待的眼前利益，他动员了大部分儒生跟他走了。当汉统治者赏给他们官做和赐金五百斤的时候，他们都乐疯了，颂扬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荀子就是这样一个“圣之时者”的倡导者，他的为法家所接过的“法后王”的口号，为后代的谄媚当世者开了无数法门。这不是像批林批孔中御用文人讲的那样是“厚今薄古”，而是赤裸裸地谄媚“治统”，谄媚权力。

　　那么，是不是我们如果抛弃“荀学”，继承“孟（轲）学”就比较好一些呢？其实“荀学”的产生也绝不是个人品质问题。儒学本质上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宗法制度本身就是家长（宗子）制，儒家主张君王好比一家或一族之长，他的权力是来自血缘是不能挑战的。如果这个君王真是太坏了，得罪了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会惩罚他的；此时便会出来一个新的圣人，吊民伐罪，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汤武革命”。儒家最进步的说法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意”往往就是民意，但是儒家并没有从这里引申出：君王应该由民众决定的理论，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用权力限制权力的机制。荀子认为既然社会的改造一切决定于权力，因此才去谄媚权力。而孟子权力在面前可以“说大人则藐之”，可以正气凛然，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他对权力的批判也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他对仁政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君王的仁心的发现上。这个期待就是无力感的表现。总之，没有国民权利通过相应的法治制度而对权力的制约，什么“学”也不可能对权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乙：在中国“传统”的制度形态中，什么学也不可能对权力有决定的影响，你这个总结让我想到许多典型例子，比如著名学者黄宗羲鉴于当时统治权力的腐败黑暗，所以根据自己过人的学识而设计出限制皇权的种种方式，包括扩大地方权力以分散中央集权，以学校的公共舆论对朝政进行监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头头是道的设计是否能有任何效果呢？举一件事就可以知道：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与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一批敢于议政的朝官，被魏忠贤及其党羽诬以贪赃的罪名，都先后惨死于特务衙门的酷刑和屠戮之下。当横遭如此惨祸的时候，黄宗羲连大声哭泣的权利都没有，而只能半夜在家人入睡以后伏在枕上饮泣吞声。

　　因为权力对于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学家所说的“反文化”现象。“反文化”有人称之为“反智主义”，更通俗一些的说法就是流氓政治和流氓文化。纵观“传统”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权力的需要高于一切，所以文化的正面价值不仅得不到彰显，反而受到压制；相反的是那些消极甚至是劣质的文化因素却因强烈的刺激而迅速膨胀，因而对社会的价值建构给予巨大的负面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后来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里说：“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这些话听上去很刺耳，但是看看直到今天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服权力不服公理”和盛行不衰的各种假冒伪劣，你又不能不说中外思想家的这些话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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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