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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然而，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在巴黎学派内部，率先起来纠偏的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 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其评价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认为所致力于上古遗留经传的考订，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 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
葛兰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为"伪里寻真"或"伪中求真"，乃是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对于古代文献记载，其看法是："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他从文献中所搜寻的事实，便是后一类型的社会事实，然后应用社会学观点，对于事实作一精细的、比较的与全体的分析，以便从中自然而然呈现出一种说明来。 依照杨 的看法，其《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
王静如的分析略有不同，结论要旨则完全一致。他将法国汉学分为三期，兴隆期用语文考据法，儒莲为代表；大成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颠峰。发扬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葛兰言独放异彩。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写史以前的工作，无法写出完全美备且理论精透的中国历史，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理董中国史语文献，便可由考史进而写史。此说似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印证，葛兰言的《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由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enri 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白氏倡导综合史学，同人多为《社会学年刊》的合作者，可以说是影响本世纪史学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源头之一。因此杨、王二人均预言葛兰言所开创的社会学派，将起而取代语文学派成为西方汉学的代表。
与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等人久为中国学者所称道的情形相反，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解析中国古史的创新，在中国本土却长时间反应平平。1929年其《中国上古文明论》出版后，更引起强烈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对葛兰言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丁氏虽不是史学专家，但是地质学家兼通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上古史颇有研究，而且此文如果不是与傅斯年等人讨论的结果，至少写作过程中得到后者在文献等方面的帮助。后来傅斯年称赞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 可见此文代表当时中国史学主流派的观点。王静如说葛的"观念很有些和国内大学者意见不同"，或即指此。此后直到1939年，杨 才在英文《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方法，并对丁文江的批评有所回应。1940年代，杨 又在北京的中文《社会科学季刊》连载内容更为详尽的《葛兰言研究导论》。王静如于1943年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也重点介绍了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但是代辩诸文发表于日本占领时期，与大后方的学术联系基本隔绝，远不及丁文的影响深远。所以杨 不无认真地称葛兰言之名不显于中国，是不幸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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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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