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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昕：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来源于西方，这使得中国古典文论多年来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在这种局面中，中国古典文论的定位和走向以及与西方文论相遇时的种种问题成为人们必须面对和深思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印度古典诗学是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黄宝生：是的。中印两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尴尬”的感觉本身是不必要的。打个比方，中国古代使用文言文，现在使用现代汉语，印度古代使用梵语，现在使用现代印度语，我们会觉得“尴尬”吗？中国古典文论和印度古典诗学都是适应各自古代文学的理论需要而产生的。在现代，它们都已成为文学理论遗产。确实，中印两国学者都为自己拥有丰富的文学理论遗产而自豪。但是，面对现代文学理论现状，普遍采用西方的理论架构、概念和术语，难免会使不少学者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其实，历史的发展有它潜在的必然性，常常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代接受苏联现代文学理论，批判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而在七十年代后，又接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判苏联现代文学理论。在我看来，无论是苏联现代文学理论，还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都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态。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理论应用上产生种种分歧。
中国借鉴苏联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形成现在的现代文学理论形态。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可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途径应该是多方面的。譬如，认真总结中国文学经验，上升为理论；积极继承中国古代诗学遗产，转化和融入现代文学理论；既要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成果，也要扩大视野，注意吸收东方文学理论遗产，因为诗学虽有古今中外之分，但原理都是相通的。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空间很大，主要看我们自己的知识学养是否深厚，理论视野是否开阔，以及理论思维的能力能发挥多大。如果我们的现代文学理论能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并做到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这本身就是创新，是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贡献。
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内，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也是一个“热门”。其实，这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它反映一种现实的理论需求，即追求古今中外文学和诗学的融会贯通，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
任昕：伴随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对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认定一直存在争议。您对此有何看法？在您看来，比较文学之“比较”的意义最终应该落实在何处？
黄宝生：学科的设立是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文学研究是个大学科，里面包含许多分支学科。比较文学也可以说是它的分支学科。这好比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也可以归入文学研究所。即使归入了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内也会设立有关外国文学的研究室。学术研究总还是要有分工。但是，这种分工若是僵化了，也会产生弊病。如果我们的中外文学研究各自为政，“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肯定是不利的。而比较文学学科的设立，至少有努力克服这种弊病的隐含意义。
我们的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是提倡比较文学的。他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他明确指出：“比较文学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你问“比较文学之‘比较’的意义最终应该落实在何处？”我想钱先生的这些话是很好的回答。当然，要更深刻、更真切地理解钱先生的这些话，还应该认真研读钱先生本人的学术著作。
因此，我觉得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好事。自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比较文学研究是有难度的。要对比较的双方或多方都有深入的研究和体会，才能写出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论文，给人以新鲜的启示。
同时，我也要说，“比较”并非比较文学的“专利”。因为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整个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我以前在《印度古典诗学》的序言中说过：“我总觉得优秀的文学理论家是不挂招牌的比较文学家，因为文学普遍规律和特殊形态的发现和总结，离不开对世界各民族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所以，我真诚希望我们所里的青年一代学者，即使不专门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研究，也要视野开阔，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始终保持活跃的“比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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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1-10 8:43:3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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