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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生 研究员
任昕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 ：作为国内著名的梵语文学研究专家，您主持翻译了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印度文学研究方面也著述颇丰。多年来您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致力于中印诗学的比较研究。请问您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黄宝生：我1965年从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专业毕业，来到外文所。而研究工作是在十年“文革”后起步的。我最初是研究梵语文学，并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在撰写过程中，我深感梵语诗学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因此，在完成《印度古代文学史》项目后，我投入了梵语诗学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写出了一部《印度古典诗学》。完成这部专著后，我准备围绕梵语诗学，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先后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和《在梵语诗学烛照下———读冯至〈十四行集〉》等。然而，我的这项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工作需要，我接手主持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卷帙浩繁，我们花费了十年时间，才最终完成全书译稿，于2005年出版。
待完成《摩诃婆罗多》翻译，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年过六十。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一生只能做有限的几项工作。现在，我又回到比较诗学的课题上。我的研究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翻译一批梵语诗学代表作，二是撰写一部中印古代诗学比较研究专著。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第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我翻译了十部梵语诗学著作，其中四部为选译，六部为全译。研究工作总是资料先行。我的这些翻译既是为我自己研究所用，也是为国内比较诗学提供梵语诗学资源。第二部分工作正在进行中。我已经将梵语诗学按照诗学专题进行了梳理，下一步是按照这些专题与中国古代诗学展开比较研究。然而，中印古代诗学的异同又与各自的传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印古代文化比较显然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因此，我选择了与文学和诗学关系较近的几个题目，对中印古代文化传统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总之，这项比较诗学研究饶有趣味，但要做好也不容易。不必着急，也不要赶时间，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走吧！匆匆忙忙赶任务，既不能保证研究质量，也失去了研究的乐趣。
任昕：中印两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但在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很大，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从您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印两国在文化形态上主要的差异是什么？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
黄宝生：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长期盘旋脑中的问题。要回答这样的宏观问题，需要以大量的微观研究作基础。我还没有能力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提供一些初步的想法。
确实，中印两国同是亚洲文明古国，又相互毗邻。但在上古时代，世界各民族大多独立发展，形成各自的原初文化形态。大约到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东西方主要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时发生重大转折，并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和思想形态。就中国和印度而言，中国上古夏商时代原本也与印度吠陀时代一样是崇拜神祇的时代。文化传承也同样是口耳相传，历史事实很容易演变成神话传说。然而，中国从商代后期开始重视书面文字记录，也就是《尚书》中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样，中国古人的历史意识觉醒较早。而历史意识有助于催生和强化理性思维。中国在“轴心时代”产生的《诗》《书》《礼》《易》和《春秋》成为儒家原典。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而印度现存上古时代的最早文献是四部吠陀。其中，《梨俱吠陀》是颂神诗集，《娑摩吠陀》是颂神歌曲集，《夜柔吠陀》是祈祷诗文集，《阿达婆吠陀》是巫术诗集。它们都是祭祀用书，成为吠陀时代形成的婆罗门教的原典。在“轴心时代”产生的各种奥义书体现婆罗门教内部的“思想革命”，由宗教礼仪主义转向哲学思辨。佛教是与婆罗门教抗衡的沙门思潮之一，但它也吸收了早期奥义书中的一些思辨成果。稍后产生的史诗和往世书则体现婆罗门教的通俗化。而无论奥义书、佛经、史诗或往世书，都是采用口头传承方式。这种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方式为神话传说的繁衍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这样，印度古代产生了规模宏大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统称为“往世书”的各种神话传说集。吠陀神话随之发展成为史诗和往世书神话。而神话和宗教始终处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中。这样，婆罗门教随着社会和思潮的变化演变成印度教。印度教与婆罗门教一脉相承，成为印度古代文化的主流。
因此，对照中印两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显然，印度古代神话和宗教发达，而中国古代史学和实用理性发达。与这种差异相关联，则是印度古代口头文化发达，而中国古代书面文化发达。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这种差异绝对化。中国自“五四”以来，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常常会把问题绝对化。其实，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印度古代由奥义书开创的哲学传统富有思辨理性，印度教的律法和伦理以及印度古代科学也充满实用理性，印度自12世纪后，也开始产生历史著作。而中国，自两汉之际印度佛教的输入，宗教信仰和神话思维得以复兴。佛教的宣教方式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口头叙事文学的发展。同时，佛教也促进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儒家为主的儒道释复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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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1-10 8:43:3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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