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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6岁的列维-斯特劳斯踌躇满志地渴望成为一位民族学家，并开始他对巴西土著的田野调查，《列维-斯特劳斯传》（于秀英译，张祖建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的作者德尼·贝多莱这样评述其传主成为一位卓越人类学家的起点情状：“阅读使他建立起一个思想框架，一套语汇，一个参照体系。无论如何，他明白学习不能光靠遍阅博厄斯（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笔者注）的著作，而是靠亲自从事田野调查。”
学术规范无分中外。在《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6月）中，1933年生人的中国民族学前辈李绍明，浓墨重彩地回忆了他在1950年代中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对羌族和彝族的实地调查。及至晚年，李的心愿之一还是 “一个民族起码要有一本志”，这也是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1950年代初对本土民族学的期待。
泛读列维-斯特劳斯传记和李绍明口述回忆录时，我不止一次想起和重新翻阅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的两本近作 《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5月）和《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明珂撰文／摄影，中华书局，2009年5月）。这两本书成为2008年“5·12”地震后我了解震区特别是羌族的最重要文本，前者应该属于符合李绍明预期的羌族民族史或羌族民族志，后者则冥冥中对应着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对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基本学术范式的强调和反思。
如果没有王明珂1994年至2003年间对汶川、茂县、理县、松潘和北川等川西高山深谷累计约一年的田野调查，《羌在汉藏之间》不可能于去年汶川大地震后 “及时”出版。虽然王本人否认《寻羌：羌乡田野杂记》是《羌在汉藏之间》的副产品和通俗版，但《寻羌：羌乡田野杂记》显然更便于非专业读者接受，它最让我动容之处在于对人类学学者“恃‘田野’以骄天下”倾向的反思，以及他对人类学乃至更广范围的学术如何介入社会变革的忧思。
出版方有意将《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和普林斯顿大学唐代史博士赖瑞和的《坐火车游盛唐》统一纳入“出古入今”的图文书系列，书名对陆川电影“寻枪”的借用，都显示出出版方竭力让学术时尚化和市场化的努力。
至少，《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众多摄自羌乡的彩色田野照片具备了独立价值——那些穿着劣质皮鞋和西装、非常“汉化”的羌族男子，以及乡政府墙上的红色标语，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接受王明珂的观察所见：“他们的背景是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便逐渐变化消逝的本地社会文化”，“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当自己的典范人类学之梦和人类学异邦想象遭遇偏僻羌寨人家的林志颖海报而破灭时，王明珂摒弃了人类学学术共同体内部常有的弊病：“人类学家经常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以此建构一个原始的、未受外界影响且社会结构自成体系的‘土著社会’。”
相反，王明珂将其精神谱系的一个源头对接到了史语所前辈黎光明那里。在云集了民国学术界一时之选的史语所1928年成立之际，黎即受聘为该所助理员并迅即开始考察岷江上游民俗。尽管时任所长的傅斯年致电滞留成都的黎光明，嘱其 “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但黎1929年由川西回到史语所后不久即离职，数年后投身军政，1946年3月惨死于铲除鸦片的靖华县长任上。
黎光明的人生转折和最终命运令人唏嘘，他留给史语所的只有一本74年里一直未获正式出版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王明珂多次阅读和整理了这份报告，对其评价远高于史语所主流学术价值观更推崇的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合著，1940年）——后者更“学术”更“规范”更大而化之，“我读过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熟悉大小史事及其前因后果，但没有哪一本著作能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给我一种身在历史中的‘感觉’”，“我也读过许多人类学著作，它们中也没有一本如同黎光明的报告那样能有血有肉地描述‘人’，包括文中不经意流露的他‘自己’，而让我感觉身在当时社会之中”。
“那年头他可能未曾听到过‘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以社会结构、模式来忽略个人。”在黎光明笔下，1920年代末松潘附近的大寨土官判断时局，认为“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而一位“松潘灵宝寺喇嘛”“已经讲究到使用名片”，“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
“1928年，黎光明和王元辉（王出身于黄埔军校，1940年代前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十六区行政督察区专员——笔者注）结伴到汶川、松潘一带作民俗调查。他们在羌民、西番各村寨中到处采访，但就是不敢到小黑水去”，“在归来后写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中，他们承认其中对小黑水的记述都只是根据耳闻”，不同于黎光明们1920年代和李绍明们1950年代巨大的田野调查风险，王明珂在新世纪前后进入羌乡考察时，已能充分借助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的教师朋友们的人脉优势，还入乡随俗地祭山神、喝咂酒、抽烟——他在情感上没有办法一本正经地称呼那些淳朴善良的羌民朋友为 “报道人”或“协助田野工作者”。
反之，在 《羌在汉藏之间》和《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出版后，王明珂一再表达了对大灾当前的学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的深深自责。这和1994年首次访问大陆时“到处递出我印着‘哈佛大学博士’的名片”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十余年的变迁，见证着王明珂对人类学复杂性和学术使命日益成熟的识见，也许他正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向“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第三重学术化境攀升。
其实，不必担心王明珂作为历史与人类学家的人间情怀干扰学术研究的客观与深入。对于自己“研究进行了十年还不会说羌语”，他亦有郑重交代：“几乎所有的羌族与邻近藏族都会说‘汉话’（羌族与邻近藏族地区最普遍通行的语言——笔者注），但相当高比例的羌族人不会说当地的‘乡谈话’（即羌语——笔者注）”，“坚持以‘土著语言’来了解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传统，在‘羌族’这样的人群社会中不但无法进行，而且也容易导致将一‘民族’范准化、刻板化。”
在寻羌之旅的温情表述背后，王明珂始终贯穿着深入的学理分析，大量地使用资源分配与共享的观点来阐释羌族的族群和历史认同。考察1930年代中期的巴西土著时，“给卡杜维欧女人拍照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被要求付钱。”
也许不算太巧合，王明珂1998年初冬在茂县黑虎沟的一座山上“想找个好角度拍照”，却被陌生青年“勒索”五元钱。最后当然是在羌族朋友的介入下避免被勒索，但王明珂自有一套分析：“羌族每一条沟里，人们的生活资源都十分匮乏，而黑虎又是其中资源最匮乏的地方之一”，“资源少，容易造成官逼民反。黑虎各村为应付战争而建的碉楼特别多，为了争夺资源，对内对外战争不断”，“而我被索取‘摄影费’那事，我的理解是，那年轻人只是不轻易放过任何资源而已”。
对于山神祭祀的淡漠，王明珂也从族群资源分配与共享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现在，大家都认为广大山区是‘国家公共财产’，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可以据为私有，所以山神愈来愈没人认真地祭了”，“山神失了势力，地盘界线就模糊了，为了挖药、争草场，各沟各寨民众间的冲突也多了”。
此类阐释在《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不一而足。也许，在某种维度上，《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用一本书图解了《羌在汉藏之间》的一个核心观点：“当前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相对于过去华夏帝国之格局而言，在东亚历史上为一进步与较合理的人类资源共享体系”，“今日居于川西北之羌族，其历史文化资产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对于了解中华民族一体性最有启发的部分”。
《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明珂/撰文、摄影30元，中华书局2009年5月出版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2009-07-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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