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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福柯也提出质疑废除酷刑和身体惩罚是更人性化的惩罚观的体现吗
答案既非“是” ，亦非“ 否” 。福柯争辩说，人性是酷刑向监禁转化的一个副效应。身体惩罚并没有被废止，被监禁的仍然是罪犯的身体。但是，目的有异惩罚旨在定罪，监禁则应帮助罪犯悔改。
监狱体制时常遭到抨击，尤其在六十年代，当时犯人自己也表明通过监禁而悔罪者为数不多。经常参加辩论监狱问题的福柯争辩说，体制的运转完美无缺。尽管有人道主义的高谈阔论，监狱自始就是用以制造专业罪犯，即惯犯。监狱产生了一批偷盗——判刑——人狱——再偷盗的屡教不改的人。如是，罪恶就局限在警察容易控制的小圈子里。
我们无从详细了解祖先的性生活，福柯在他的《性史》中也没有力求说明实际的性行为或情感生活。他的问题非常简单为什么似乎绝对自然的对人类繁衍所必需的性活动，会成为道德辩论的话题福柯无意耽于思辩，他重点研究了资料来源甚丰的三个时期，即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初期。
因此，涉及性的主要关注来源于这组文献。这些关注包括性与恶的关系、偏向生育性的一夫一妻制、谴责同性恋和赞扬节制性欲。
这是否意味基督教盲目采用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价值观呢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解释了相似的价值如何在新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这一点确实振聋发馈。古代世界，没有禁忌，没有人对你说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回避什么。上述四项主题，没有被视为法则，而主要是针对每个单独的个体提出的问题。人们被告诫若想健全自我，必须严肃对待性。“ 性趣” 过分的男人将毁损自身健康，糟蹋家庭财富。性的乐趣不受禁忌，但是，一个正派男人应该善于控制性欲。另一方面，基督教问世后，福柯所称的先前的“ 自我文化” ，就变成了一套严厉的法则。不再是激励人们强健自己，而是迫使人们按照明确而严格的法则检点自己的行为。
《性史》大受欢迎，不足为奇。福柯死后不久，书即问世，况且批评家通常不苛求死者。这三卷著作坚持对丰富和多样的文本做仔细的分析。它们论述的不是疯人院或监狱一类令人激愤的主题。尤为重要的是，这部历史结束了关于基督教和性欲之间的关系的由来已久但莫衷一是的论争。经常有人辩称，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性宽容的黄金时代，从喜剧中就可以得出这种推论，而基督教则是逐渐滑入现代压抑状态的起始。福柯引人了更加复杂的阐释，他证明，在古希腊时代，节制性欲就备受称赞，基督教并没有发明新的价值，而只是赋予旧价值以另一涵义。
历史学家之所以憎恨福柯，不是因为这几部著作，而是因为早先的著述。历史学家的敌意向我们揭示了世纪中期历史研究的诸多状况。历史学家时常自诩态度客观，不妄加评估。他们的最典型的偏见之一就是认为业余研究写不出好的历史。
当然，围绕福柯的著作有过一些有趣的辩论。马塞尔·高歇和戈拉迪·斯万曾经争辩说，理性愚蠢这组概念与疯癫的定义关系不大，疯癫的定义主要来自人的主体的新观念② 。再如，雅克一居伊·佩蒂证明了身体惩罚的式微与压抑的增加密切相关③ ，尤其与监禁的增加密切相关，从而支持了福柯的假说。这类争论完全王常。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历史学家对福柯的攻击实属无的放失，也误解了他的话语。
年代，历史调查领域被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这两个主要倾向所支配。两者都强调经济结构和量化评估。福柯使用了专业历史学家可能使用的所有资料来源，但是他没有试图寻找他的本文和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因为他认为文献让我们了解的是人们的说法，而不是做法。因此，他是一个无法归入哪一派的局外人。
然而，事情不仅如此。福柯的大部份著作打破了论证的范畴，始终为填充“ 阅读空格” 而跃跃欲试。他的著作总是导向另类阅读，剔除含混不清的问题。他坚持认为，社会没有永恒特征，疯颠、健康、力量、需求，甚至身体，都是与时俱进，随变动不居的经验而演化，社会的进化必然需要新的历史。
福柯对终结了身体惩罚的法律所做的解释，挑起了他与历史学家的大论争。历史学家说，改造罪犯是启蒙运动的成果，福柯争辩说，改造只是控制的新形式。对于世纪和世纪的解释，辉格党和保王党，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早已展开过意识形态的纷争。福柯属于那些对人们确信无疑的一切事物都要问一个“ 为什么” 的人。他怀疑斗争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之间的斗争，他摈弃旧马克思主义对大众运动和人类完美性的特别关注。针对自由主义的进步性概念，他强调偶然性。他力避将自己的研究立足于政治的或社会学的确定性或所谓科学法则之上的尝试。这一怀疑主义是与认识论的谦卑相联系的，这种谦卑包含了对宁愿相信可以依照人类的理性和乐观主义概念改造现实的现代主义的批评，或更确切些说，包含了对启蒙运动理想的批评。
福柯剥夺了许多历史学家自认为确切无疑的两个概念连续性概念和进步概念。他告诉马克思主义者和年鉴学派使用普泛化模型就是误导，而如果你无法澄清这些数字当时起到的作用，它们就毫无用处。真是大言不惭。于是，历史学家认定，福柯不但是一个伪学者，而且是一个危险的人——因为他可以说服学生不再相信历史学家。
也因为福柯在学生中间，甚至在那些我怀疑读不懂他的书的人当中，受到了匪夷所思的欢迎。他的赫赫名声一部份是来自他的信念，来自他参与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激烈辩论。但是，在六十年代，许多青年教师热衷于批评政治体系，而这不足以使他们扬名。应当承认，福柯之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不论正确与否，他毕竟被视为一位大哲学家。
我们记得，在二十世纪中叶，哲学讲授的主要内容是这门学科的历史。教授们解释了大部分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经过从柏拉图到罗素等一系列大思想家的论证而慢慢得到澄清，尽管不曾得到彻底解决。学生厌倦了把哲学归结为范围狭小的一组本文的作法。他们对社会科学颇感兴趣，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探究社会科学而无须把哲学加诸历史或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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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2009-7-10 16:10:2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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