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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宝卷”已经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记得六十年代初从赵师景深先生读书，赵师向我们讲过宝卷是从唐代的佛教俗讲演变而来的说唱样式，它的一部分沿袭着讲经的路子变为宗教科仪、教派经卷和布道书，另一部分则沿着说因缘、讲故事的俗讲传统，把神道故事、民间传说、俗文学作品，甚至时事新闻编为说唱，变为江南的宣卷，成为民间文学重要的一支。讲授当中，先生还拿出自己珍藏的许多卷子给我们翻阅、比较，让我们有了直观的印象。但后来，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中外文学几乎都打入“封资修”的冷宫，带有宗教色彩的宝卷就更打到了底层。从此再也没有接触过它。可以说，自六十年代起，宝卷研究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民俗、宗教研究中逐渐地消失了。整个学术界与宝卷处于疏离状态，包括本人在内，许多读者对这种历史悠久、生根民间，既有浓厚的宗教气味又有鲜活的民众情感的说唱形式也就越来越陌生。
车锡伦教授看到宝卷是继敦煌文献发现后又一批浩瀚的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语言学的重要文献，全力以赴去做这件既艰难、在当时又看不到前途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无论早年为工作怎样南北奔波，中年教学怎样繁重，晚年奉命退休怎样寂寞艰辛，他都有一个决心，一股定力，孜孜以求，在冷板凳上花费了大半生的心血，终于在近年完成《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和《中国宝卷总目》两部大著，另外还有一部宝卷研究和调查的专著也在出版中。
宝卷研究中最基础、最艰难的工作是宝卷文献的发掘、整理。虽然自郑振铎、恽楚材、傅惜华已开始作宝卷目标的整理编目，到胡士莹的《弹词宝卷目》、李世瑜的《宝卷综录》已具规模，但因为宝卷大量散布民间，公私藏家、东西南北，乃至海内海外，要编出完整、即便是比较完整的目录又谈何容易。即以最晚出的李氏《综录》来说，他所著录的宝卷总数不过653种，版本1487部。这在六十年代初已称“最为完备”了。锡伦的《总目》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历尽艰辛，四方查访，竟得宝卷1585种，各种版本5000余部。在书目总量和版本数量上都接近或超过李著的三倍。它称得上是宝卷目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
《宝卷总目》又一个贡献是版本纪录非常全面，在考辨的基础上，同名异卷或同卷异名的卷子得到了很好的归类。我们知道，宝卷在民间流传是无序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宣讲者与信众手里，这些刻本和写本，既有内容的变异，也有书目的变异，加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统治者的查禁，它也要不断地变换名称以求生存。所以，宝卷文献的重要特点，一是数量大，二是其内容与书目之间，书目与版本之间，存在的矛盾、错乱很多。我们若要找某一类题材的卷子来读，就要查找很多版本并要做许多鉴别工作。现在的《总目》已尽可能全面地将同一卷子的不同版本作了著录，少的有数种、一二十种，多的达到四五十种，避免留下遗珠之憾。且所录版本的性质、版数、年代、藏处都十分详尽；而且它还把易于混淆的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卷子一一加以分别，同名异卷者则区别之，同卷异名者则归纳之。此外，《总目》题解中还加了一些简要的说明，文字不多，所费工夫极大，非自己一一亲自读过几不能下一字，因而都是真知灼见，凿凿可信。
至于宝卷有多大的研究价值、阅读价值，仅以文学性的宝卷而言，它至少有这样的几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是它有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首先注意到宝卷有好作品的是郑振铎。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重点列举了《目连宝卷》和《土地宝卷》。《土地宝卷》写大地化身的土地神与玉皇大帝斗法，用龙头拐杖大闹天宫，成为孙悟空式的英雄。它虽深受《西游记》的影响，但却有土地公公特有的顽皮和幽默，比目前流行的“老顽童”形象有更深的精神意蕴。类似的神话故事、宗教故事的宝卷还多，改编俗文学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宝卷更各有特色，反映时事新闻的宝卷还直接表现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恶霸、官府的斗争。
其二，宝卷既然是我国俗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讲唱文学一个承前启后的环境，我们就不能忽视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民间文化的珍贵遗产，很重视敦煌文献、敦煌变文的价值，而宝卷就是从变文中来，主要从“俗讲”中来。有了宝卷这一环节，这一继承，就发展为弹词、鼓词等说唱文艺，它的代言形式、出角色和妆扮还对某些小戏产生影响。反过来说，讲唱文学和戏剧也对宝卷的演唱形式和内容予以深刻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要认识我国通俗文学系列的来龙去脉，认识雅、俗文学的相互影响，就不能不重视相当庞大的宝卷一支。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已有了突破单纯精英思想，着重阐述一般民众思想的大著出现，而要表现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日后必也会加强包括宝卷在内的一般民众文学的分量。
第三是在一些传统文学母题的形成的演变中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一些文学名著的完成有一个民间口头流传的阶段。宝卷作为娱乐形式也就把与其相关或本不相关的题材纳入它的讲唱范围之内，并对它们的增补衍绎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宝卷总目》车锡伦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32开／520页／46.00元）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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