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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过汉字权力书写叙事的回避和遮蔽，寻找上古多族群文化源流与互动的线索？笔者以为，一方面，要借鉴和利用解构主义与新史学的修辞分析，努力探寻文献叙事中潜在的信息；另一方面，要从文字文本之外的广阔世界寻找新证据，尤其是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它能为思考中华文明的发生提供一个具有震撼性的全新起点。如今，学者要做的不只是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现状，还要探索从“多元”到“一体”的分化与融合的历史互动过程。
说到中华大地上远古的族群分布与交流融合，过去的研究者唯一能够依据的就是汉文古籍上歧见纷纭的一些记载。按照此类记载而提出的假说，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明或者证伪方法，人们便对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也助长了说者自说自话的倾向。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一些建立在体质人类学测量数据之上的古人人种或族属研究的出现，让学者看到了上古时期微妙复杂的人种混居局面。诸如三星堆、金沙遗址所呈现出的与中原王朝迥异的另类文化风貌，是远非依据汉字文献记载的学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这就给思考历史上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课题带来了新的启示：一些完全不同于汉字文献记载的意料之外的情况，也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不是吗？面对三星堆出土的成于3000年前、2.6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像，还有人面鸟身神立于花蕾上的奇特造像，以及左衽服式的巫者形象，所有只靠汉字文献资料寻找中国历史真相的人，都会感到惊讶万分。唯有善于反思者，才会追问当年的汉字书写者们为什么有意回避或者遗漏对这个辉煌文明的叙事，哪怕只是一个句子，甚至只是一个名字！
以司马迁的渊博和勤奋，他能够将孔子、孟子都闭口不提的黄帝、炎帝的事迹写入《史记》，为什么却对三星堆—金沙文明只字不提？这一疑问的答案似乎有两种：第一种是因其“非我族类”，所以故意回避。作为西汉王朝的帝国史官，他这样的割舍也是情理之中的。第二种是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上古文明。总而言之，不是中原帝国王朝叙事对文化他者的有意遮蔽，就是无意间的历史遗漏和彻底忘却。如果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广汉考古大发现，后人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被汉字书写的历史完全忽略的发达的青铜文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书写与权力的关系，均在这里得到明证。
那么，如何透过汉字权力书写叙事的回避和遮蔽，寻找上古多族群文化源流与互动的线索？笔者以为，首先要做的是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念，解构王朝正史叙事体系的神圣性。一方面，借鉴和利用解构主义与新史学的修辞分析，努力探寻文献叙事中潜在的信息；另一方面，从文字文本之外的广阔世界寻找新证据，尤其是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例如，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从其器物文化的风格类型上看，与周围地区的仰韶文化没有实质上的差异。但是，对其人骨族属的数据测量竟然得出让人意外的结果：已出土的宝鸡新石器时代人种的体型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北首岭出土的人骨族属基本上与半坡组接近，较接近于南方的印度支那新石器组，与北方的贝加尔湖新石器组相去较远。同时，与甘肃河南新石器组比较，其相差的程度不如贝加尔湖新石器组，但亦不近于印度支那新石器组。
如果说对6000年前的人骨进行鉴别的结果与我们要考察的文明和文学距离太大，那么不妨再举一个稍晚些的例子。曾有学者对殷商后期的人口构成进行了分析：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墓区出土的398具头骨中，有370具经体质人类学检验归类，它们分属于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高加索人种、因纽特人种和不能确定的人种类型。这一研究结果充分显示了殷商晚期居民在人种、族群方面的多元性与混杂性。人类学者李济对此解释道：“很早以来，华北平原就是许多不同民族支系汇集的场所。而原始中国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
从6000年前的陕西到3000多年前的河南，中原地区的居民在族属上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多样性。这个得自于考古实证分析的结果，比汉字文献中的任何记载都可靠，它为思考中华文明的发生、中国文学史的发端期研究、打破“华夏”与周边“蛮夷戎狄”对峙的僵化研究格局，提供了一个具有震撼性的全新起点。如今，学者要做的不只是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现状，还要探索从“多元”到“一体”的分化与融合的历史互动过程。
从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到顾颉刚归纳出“中国古代民族分合的线索”，学界长期流行对上古族群集团的地域文化二分法，即以夷族和夏族为代表的两大集团，呈现出一东一西双向互动的景象。晚近的研究不满于此，又先后出现了“三大集团说”、“四大集团说”和“五大集团说”等。直到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中华文明多元发生的新观念才取代中原中心主义的传统偏见，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认识。不过，出于学科知识的历史惯性，这样的新观念除了在我国的考古学界有较为热烈的反响之外，并未得到其他人文学科的广泛响应。在自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这一观念也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授和强调。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7-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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