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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以“新史学”为题的书，还未读时不禁疑问先起：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新史学？历史学又将有何新的变化？想到此，先要来回顾一下百年来各种“新史学”的变迁。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倡议“新史学”，纵论史学之性质，批判中国封建旧史学，由此发动了“史学革命”。从此，“新史学”一词便成
为历史学推陈革故、求变创新的代名词，以“新史学”为题的论著也往往在历史学潮流变换的关头应运而生。在海外同样如此，1911年美国人詹姆斯·鲁宾逊也发表了一部《新史学》，拉开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序幕。它以西方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为题，针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也提出了改进研究方法、推动史学进步、进行历史学革命的主张。中国学界对鲁氏《新史学》的译介又转而成为中国“史学革命”的巨大助力，早在20年代何炳松先生便翻译了该书；60年代齐思和先生又执笔重译，该译本在坊间、学界都流传极广。
70年代，一批年轻的法国史家再次重提“新史学”。当时的法国史学，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历史学正如日中天，这一次的“新史学”要反对的是历史学的过分社会科学化，它是前一次新史学的继续和进一步深化。其编者和作者多为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重要成员，它反映了70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乃至西方史学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该书在80年代被编译为中文，亦定名为《新史学》，是新时期里关于法国年鉴派史学最重要的译著之一。
新世纪里，又一本《新史学》被翻译出版了。不同于以前种种以“新史学”为题的论著，它至少有两个新的特点。特点之一，是体裁的变化。一本书里同时集中了九位当今欧美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编者巴西女历史学家帕拉蕾丝－伯克以访谈的形式，让这九个人物敞开心扉，娓娓讲述各自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访谈的形式，不仅让读者了解到许多从他们论著中无法获得的鲜活而生动的思想、经验和感受，也使这些历史学家用一种更加直接和简洁的方式对其历史认识做了说明。作为采访者的帕拉蕾丝－伯克一人兼有多重的身份，也为这部访谈添色不少：首先她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专长于文化史的研究；其次，作为一名女性学者，编者观察敏锐又为人亲和，性格细腻又擅长提问，因此被访者往往能够毫无顾忌和掩饰地倾肠而诉；第三，帕拉蕾丝－伯克来自巴西，而被访问的历史学家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欧美史家，所以这些访谈不仅是采访者与被访者、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还是一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而且这些访谈最初基本上都先以葡萄牙文发表于巴西，编者和读者有着非欧美的文化背景，这一点令中国读者在阅读中更易产生亲近之感；最后，她还是书中的一位被访者——彼得·伯克的夫人，伯克是蜚声国际的著名文化史家，因了这一层关系，帕拉蕾丝－伯克在学术交往上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特点之二是书名中所标榜的“新史学”。此新史学已非彼新史学也！这一点从九位被访历史学家的学术背景中也不难看出：杰克·古迪由人类学跨越到历史学，主张这两个学科的融合和相互借鉴，其研究涉及文化史的多个领域；阿萨·布里格斯属于六七十年代英国左翼社会史家中的一员，但他很早便涉足到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纳塔莉·泽蒙·戴维斯不仅在法国史、妇女史领域建树卓著，更从70年代起便率先尝试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是社会文化史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凯斯·托马斯所研究的也是社会文化史或历史人类学，他早在70年代便在对宗教和巫术的文化史解释上做出了探索性的贡献；丹尼尔·罗什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之一，他主要从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涉及书籍、服饰和日常用品等；彼得·伯克是当今最活跃的文化史家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总结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罗伯特·达恩顿借助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吉尔茨的人类学开辟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一个独特领域——阅读史；卡罗·金兹堡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巫术等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已成为了文化史的经典；昆廷·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巧妙地结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两个领域，开拓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史学派。综上所及，以上的九位历史学家共同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取向，它是70年代末法国年鉴第三代史家所开始的“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发展，是受“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影响的历史学由社会史向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发生转折的一个结果。
无独有偶，几部同以“新史学”为题的史学论著竟为我们串起了20世纪历史学演变发展的一条线索，也同样期待这一部《新史学》的译著可以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及其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英]玛利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年2月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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