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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蓬勃开展，2006、2008年政府相继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一千余项，内容涉及传统艺术、传统节日、传统工艺、民间文学、民间医药、民间体育杂技娱乐、民间信仰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共识 ，虽然不同层级、不同职位的人对它的具体理解与把握有一定的差异，非遗保护工作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是国家适应联合国公约的要求所启动的大型文化工程，它既是政府工作业绩体现，也是彰显地方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些地方着力打造的对象，力图将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锻造成地方的文化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空前上升。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特定群体成为负载重大地方意义的文化象征，它的文化性质必然发生改变，它不仅是具体的精神性遗产，而且一些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关系地方社会荣誉、地方文化资源、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由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历史久远，历代社会关注程度高，传播范围广泛，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存留与流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过程的文化主权归属问题。出现了伏羲、女娲故里之争，梁祝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之争，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起源地之争等等文化归属地的争论。我个人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各地的追捧并非坏事，它反映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同时在文化资源的竞争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众认知程度也是一个有力的提高。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文化资源的滥用与文化归属权的恶性竞争。
在各地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无论他们有哪种主观考虑，无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客观地看，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不仅是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民保存与传承文化财富，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深远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对已经破碎的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建。
地方文化传统是特定地区特定群体共享的精神生存与物质生活的传统。长久的特定的地域生活，人与地方易于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并逐渐养成特有的地方趣味与地方感觉，这种趣味与感觉构成了地方文化传统深层内涵；同时地方文化传统更明显地体现在地方生活方式、地方历史记忆、地方风物传说中。地方文化传统是维系地方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是地方社会良性运行的精神保障。
中国地域广袤，族群众多，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同时由于中国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之后，行政区划相对固定，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长期稳定，人们安土重迁，促成了地方文化传统的形成与长久保持。但这种地方文化传统在近一百年来持续的社会政治变革中遭到重大损毁，我们今天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文化现象曾经被贴上旧文化的标签予以全面扫荡，统率一切的政治文化替代了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文化同质化造成了地方文化传统的大面积消失，地方文化传统的缺失不仅是对依赖这些文化传统的生活的地方居民心理的严重伤害，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阻断。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末期，我们终于回归理性，开始正确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21世纪之初，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下，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高度,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地方传统文化获得了复兴的机缘。地方文化传统在地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逐步进行恢复与重建。如家谱的编修、地方说唱传统的复活、村落节日仪式与城市庙会的复兴等。而自2003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中国政府工作任务之一，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获得了空前的便利条件。我们看到了明智的地方官员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与支持，同时更感受到地方知识分子对于复兴地方文化传统的热望。地方文化人积极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资料整理与申报文案的写作工作，因为他们对地方乡土文化的熟稔及发自内心的热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中特别关注文化的主权，地方文化传统重建的诉求特别强烈。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给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虽然这不一定是中国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原初宗旨与直接目标，但事实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缘，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下，直接将地方文化遗存作为地方标志凸现出来。地方文化精英也极力利用这一机会重建地方文化传统，虽然地方传统的重建会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地方文化标志的竖立是地方传统重建的重要步骤。由此我们对当前地方文化资源开掘及对流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权归属的竞争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也应该对地方文化传统重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思考。以保证地方文化传统在重建过程中达到良性状态。
第一，在地方文化传统重建过程中重视国家整体文化与地方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世界文化史上看，中国是唯一没有出现历史中断的文明类型，中国文化史的绵延不绝，有许多重要因素，对统一文化的强调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重视伦理文化的灌输；在社会上强调“广教化，美风俗”的生活规范。在长达数千年的一以贯之的伦理文化氛围中，中国人创造了丰富而有效的为各社会层面所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超越地域的文化大传统，对于维系与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稳定与发展十分重要。如果从整体文化影响地方文化传统的形成的角度看，可用古代理学家所说的“月印万川”的譬喻，地方文化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主流文化制约下，地方文化中自然蕴蓄着整体文化的光华。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在审视地方文化个性与特色，也只有从这一角度看地方文化，我们才能避免将广大地域共享的文化财富主观论证为地方文化的固有产物。如女娲之乡、盘古起源地、牛郎织女之乡等争论，就源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共享意义的客观不理解或者主观上不理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地域广阔，生态条件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超越地域的文化大传统要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地方文化小传统的接受与转化。地方文化因为风土的不同，也会产生服务于特定地域人群的地方文化，形成地方性文化标志。这些地方文化既是对文化大传统的丰富与补充，同时也使地方社会生活新鲜而生动。中国的地方文化传统既是地方自足的文化整体，也是整体性中国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今天重建的地方文化传统还离不开当代信息社会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地方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渗入十分明显。地方文化传统就不仅与民族历史文化有着纵向的源流关系，同时也有着与世界文化交织的横向联系。由此可见，重建的地方文化传统是一种既保留传统底色，又具有现代新鲜元素的新型传统。这是地方社区文化与人类整体文化的关系，区位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内在联系在未来社会中呈增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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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9年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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