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封“诗集一”的标题旁有罗尔纲小字说明:“诗集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复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中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诗,以及马本独有之诗。”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所标注页码自为起讫,总计存诗465题。每首诗校出的异文都标在正文上方,遇有补遗则抄录于页之左端。在罗尔纲的斑斓墨迹之间,有时会见到胡适的眉批和旁注。“词集补抄”包含唐梦赉《聊斋诗余序》和蒲松龄的词14阙,据此推断,罗尔纲应当抄有存词更多的“词集”,惜乎现已不存。
此外,罗尔纲还撰写了“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这一部校对条注,是以石印本为底稿,而以马本和清华本校对之,将异字异文条注出来,共为石印本的37篇文章、59阙词出了校记。从这些校记当中,可以看出罗尔纲治学的一丝不苟,比如《上布政司救荒策》一文,出条注多达106条;《大江东·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一词,校出异文25处。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分别为《农桑经》目录、《拟表》目录、《拟判》目录、《怀刑录》目录。虽然有目无文,但却提供了聊斋杂著中特别是《农桑经》和《怀刑录》的细目,足资考校现存有关文献。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书虽然主要由罗尔纲抄写校勘,但是发起整理以及制定凡例都有胡适之功,并且从胡适的多处批校中也可以看出其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如“诗集一”《輓淮阳道》一诗上方,有胡适眉批“参看下文(页32)同题一首,似是同一首,有两稿,此为定稿。适之”;“文集一”《代毕韦仲为义仙韩邑侯寄子记》一文上方,还留有胡适为考证蒲松龄年龄而作的眉批:“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蒲方七岁。第二丙戌为康熙45(1706),他六十七岁。”这部珍贵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以下简称“胡罗本”),在《师门五年记》中,被罗尔纲称为“胡适藏本”,而胡适在其《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所称“胡适藏抄本”,大概也是指这个由师徒二人精抄精校的本子。
发现这个校勘本的意义
罗尔纲深得胡适赏识,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的“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罗尔纲1943年写了脍炙人口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书中真切细致描述了这段胡适培养人才、奖掖后进的佳话,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盛行不衰。书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适《师门五年记》序),其实这个做学问的经验不仅是罗尔纲的,也是胡适的,因此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严耕望语),难怪一度“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罗尔纲记潘寿康语)。胡适1948年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罗尔纲在书中特别谈到校勘整理《聊斋全集》这一段经历对他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他说:“胡适叫我用对勘方法来编《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其影响之大,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适之师根据我的对勘表作出这篇辨伪的实例,教导了我用对勘方法来解决考证问题。五十年代首先用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写了我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到八十年代,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罗尔纲师承胡适,研究工作主要以考证为主,态度严谨,深得胡适治学精髓,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很大成绩。如今连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即“三种目录对照表”)在内的整个《聊斋全集》胡、罗抄校本的重新发现,不仅为这一段学林佳话存证,而且为研究胡适的治学方法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珍贵材料。这是1948年胡适遗留大陆的由众多藏书、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组成的“胡适文库”里的重要珍品。
其次,胡适、罗尔纲为把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整理出一个定本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校勘成果可用来订正现今流传的蒲松龄的诗文作品。胡罗本主要是利用马氏本和清华本的合编本,马氏本有宣统元年(1909)王敬铸《聊斋遗集序》宣统二年(1910)萧方骏《聊斋文钞序》,可知马氏本源自李鉴堂抄本,经过了王敬铸和萧方骏的两次删定。清华本是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的增订本,现在已经不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查不到此书,《清人别集总目》亦无著录),因此通过胡罗本还可以一窥清华本的原貌。
199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盛伟整理编校的《蒲松龄全集》(以下简称“盛本”),是目前内容最完备校勘最精确的版本,编者对60年代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详加校勘,校出异文三千多处,并甄别取舍,择善而从。编者参考了蒲松龄的稿本和很多旧刻旧抄本,但是没有见到这个胡罗抄校本。拿二者进行对照,异字异文触目皆是,比如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农桑经》目录“二月·种稗”一条,胡罗本条目下有小注“稗非䅟,稊乃䅟”,而盛本却作“稗,非稊乃䅟”。依据胡罗本除了可以发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还可以解决某些存疑问题。比如收在盛本《蒲松龄全集》附录里的《怀刑录》,是从日本庆应义墅大学影印而来,编者本来就对其真伪存疑,但是苦于没有确证,只好收在附录里。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的《怀刑录》目录,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不同,而内容却与收在蒲松龄文集里的《怀刑录·序》的宗旨相符,从而可定日本影印来的《怀刑录》必为伪书无疑。
胡罗本“文集四”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中,有一篇《又有小札十八则自草抄出未载友人姓字》,是不知收件人的十八则书信的汇编。初步检点后,只有十六则。其中除第三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已收入文集(一),题作《与王司寇阮亭先生》”,第五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亦已见文集(一),题为《与李淡庵》”,其他收件人均无着落。经过仔细和盛本《全集》对照,收件人均一一落实。其中,胡罗本中《与朱子青缃主政》和《与韩樾依逢庥刺史》误接抄在一起,应分为两个。第十六则《与李希梅》,盛本有“闻城内风波”至“可惧,可惧!”一段,而胡罗本同中山大学《聊斋文集》抄本一致,并无此段,可是胡罗本又将此段冠于书信《又与李希梅》之前。经过仔细勘察文义,发现此段文字与前后两信内容迥不相类,当为单独存在的又一封给李希梅的书信。这样一来,不仅可正盛本之误,而且离析出来,正好凑成十八则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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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8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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