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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中所涵盖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既是人类学、也是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乃至是连接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人类学重视故去的人和现今的人们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决定了特定群体的民间创造与表达、智慧和价值、情感与认同的长久意义。因此，我们把区域人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分类进行研究并不表明文化事象之间是相互割裂的。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旨在弄清关于物质客体的文化表述，涉及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认知与实践。而非物质文化或无形文化是相对于物化的文化表现形式，通过世代耳濡目染而传递，如语言和文字形态的叙事诗和口传文学、风习与礼仪、巫医乐师百工之术等。它们虽无形却总是携带着往昔历史的情感和国家、地域或族群之象征，平常所谓的文化认同正是来源于它们能被感知而共享。因此，重视民间文化的研究代表了现代人类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化资产大厦所抱有的敬仰与谦逊态度。
笔者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田野调查，以及摄影与摄像记录。我想，有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已经无须多说，仅就该研究和当下文化生存的相关性问题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首先，以物质文化的住房建筑研究为例。中国古籍中对“干栏”建筑早有记载，特别是长江以南（不是绝对的）。而世界民族志记载干栏“长屋”从新几内亚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有广泛的分布。长屋及其平面配置和地方大家族、世系群的关联，干栏建筑和大家族的关系如何，中国西南移动的游耕社区真的难以建立多核心家庭的大家族吗？这些是笔者80年代初的田野工作试图解答的问题。笔者分三次分别走滇西北一线、滇西南以及从滇中至滇南一线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的螺旋游耕区的干栏长屋建筑有广泛的分布，长屋平面配置和大家族、小家庭的关系总是和生计系统、信仰系统的整合相关。我们的绘图、照片和民族志见证了25年前急剧消失的最后的干栏长屋的和谐的生活方式。然而后来，当公路修到西双版纳山区腹地、游耕区被切割为地方人民不得进入的国有林、传统耕作与家族生活方式快速变化之后，心理学家也随之进入了。据我所知，那里的心理病症已经多有发生，虽不至于达到额尔古纳河山林人的心理与社会问题那般严重，但都属于传统生活方式突变而手足无措的结果。这在人类学上说叫做严重的“文化中断”或社会学上说的“社会失序”而造成的心理障碍、疾病与社会问题。如今，要寻求社会剧变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就要了解晚近以来的生计方式、家庭居址、社区运转系统和人民信仰等第一手文化素材。这些文化素材看起来是“无用”的，然而，它的价值的重新启用将唤起文化变迁的新的适应性的生活设计，而以往的地方发展政策之所以出现错误，也正是由于对传统民间文化的轻视和虚无主义态度。当笔者25年之后重返这类游耕社区推广使用沼气系统的时候，发现从传统游耕作业与家族文化引出的推广计划最能得到民众的认可，即传统物质文化和无形的文化心理并没有泯灭。这就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学理意义与应用意义之统一。
笔者举的第二个例子仍和现实问题相关。去年，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以中国汉人社会为主题的学术演讲会。这个会议的初衷就是尝试实现跨学科学者的同台演讲。在人类学家以外，我们邀请了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以及纪录片摄制者等。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与会者之一、我的朋友美国社会学、人口学家雷伟立教授（William Lavely）。他专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婚姻和家庭研究。这类主题也是人类学或民俗学关心的，但他有他的做法。他的一项研究是基于大量的案例（A case-control survey［N＝1100］）、随机访谈和相关官方数据，旨在考察中国边远农村县份的婴儿死亡率，得知这些地区女婴的死亡率竟高于男婴一倍，并且，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如果是女婴的话，则溺婴和弃婴的情况常有发生。他和马森教授还利用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1％的样本，分析了大约35万个出生资料，以观察儿童出生性比和婴儿死亡率，发现了重要的相关因素。他还绘制了中国出生婴儿性比地图，图中以深浅不同的紫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生儿性比的分布概貌。这一中国人口分析的调研报告和地图系列，显然属于面的社会问题展示杰作。然而，由于和雷教授有经常的交往，在谈到地图上局部地区的颜色深浅度（及所根据的相应资料与数据）和当地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他本人在中国也有多次田野点的工作，例如在海南黎族地区考察出生婴儿性别偏好同经济变化的关系），如到相应的地区去专题性地研究那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显然，这次学术会议具有人口学和人类学学科之间交流的意义。然而，如果进一步引申，人口学的中国性比地图的重要性在于，它除了提供自身学科的研究需求以外，还为人类学关于区域文化与人性的家庭婚姻表现提供了巨大时空分布的性比概观，也为民俗学有兴趣于婚姻与生育习俗之区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男女性比过高的具有普查意义的背景资料。有了这个人口地图和研究报告的局部高性比解说，如何找到民俗学意义上的特定区域民俗传统惯习报告呢？显然，一代代学人积累的细致的民族志和民俗志专题事项此时便有了区域思考的意义了。因此，人口学的高性比地图指出的未来中国特定地区的可能的人口症结问题分布，将考验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旧日的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地理覆盖面与质量，即民间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是否达到了了如指掌的水准（广而深的诠释）。当一个可以预见的社会人口问题即将出现的时刻，人类学和民俗学可以做出及时的贡献吗？如果我们已经编纂出版了如同旧日出版的细致严谨的《苏联人民》民族志、德国人的《德意志民俗词典》，或柳田的《产育习俗语汇》等经典作品，我们的民间文化研究的学理意义及对当世的文化生存意义就会逢时凸现出来。如同高性比地图及相关的报告一样，上述著作中均有详细的地点和出处，它们对于民间文化百科问题的研究指南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民间文化研究根本不只是被动保护的问题，应该用广博而深邃的学理认知携带着无限的线索通向现代人的文化生存世界。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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