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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十年前的一项关于圣诞节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是被重构后进入中国节日框架的一个节日，远非原生意义上的圣诞节。除了教徒的团体之外，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主要是朋友交往的一个节日，是对过年的春节习俗的交际局限的补充，也可以看做是对元旦之类的官方节日的现世功能的补充（高丙中，1997）。在今天看来，圣诞节在中国社会的定位仍然是如此。圣诞节的标志物广泛出现在商业服务场所（商场、宾馆、餐馆），圣诞节的时间方便让青少年相约进行社交活动，圣诞卡的赠送是民众在春节之外多出的一个表达新年祝福的仪式活动。作为大众文化的圣诞节的意涵已经被中国化了。
外来节日及其文化活动形式主要不是抢夺了中国原有的节日活动的时间，而是丰富了中国人的节日活动。母亲节、父亲节的概念传入并流行开来，多了一个提醒儿女正式向父母表达情感的时机。情人节也为年轻人与异性交往提供了机会。非常显著的是，这类节日传入，人们多了向他人表达积极、正面情感的时间安排。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约共度时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新节日、新节俗的引入与扩展极其明显地增加了有意愿与特定人士约会的机会和取得约会成果的容易度。它们是使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在总体上增加的文化资源。
我们今天应该逐渐习惯欣赏那种以一种统合的观念看待多来源的节日文化要素的关系的思维，这是我们这个越来越分化的复杂社会面对多元文化而应该采行的思维。我下面就以看待元旦与春节的关系的方法作为例证。近代以来，中央政府一再设计如何让元旦取代春节，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元旦与春节共同构成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的事实。
我和几个研究生在上一个年节的观察和调查所看到的现状是，中国人的新年意识和过年的仪式活动分布在从“‘圣诞节—元旦’——‘小年—大年（除夕、初一、破五）——元宵’”的时间过程。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进入过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从个人来说，一些人从圣诞节开始仪式活动，比较多的人从元旦开始，绝大多数人都重视除夕到初五的这个时段，安排了比较密集的仪式活动；一些人在初五前后结束过年的活动，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元宵之后过年才结束。概括地说，与城市生活更密切的、偏年轻的人过年的开始时间更可能靠前，也就是更可能从圣诞节开始；与农村生活联系更密切、偏年长的人过年的结束时间更可能靠后，也就是更可能到元宵之后结束。
在总体上说，把元旦和春节合并起来才能够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对于过年的仪式活动的需要。在传统的春节，人们的时间安排是在不同的日子与不同亲疏的关系交往，如初一拜本家，初二拜丈人，初三拜姑父，如此等等。可是，当代频繁而快速的人口流动，家庭近亲的异地居住，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网络的广泛分布（跨地区、跨阶层），都使春节的礼仪活动不足以覆盖所有重要的社会关系，调动其他的仪式活动时间就成为必然。圣诞节和元旦被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来祝贺新年，就与整个社会对公共的礼仪交往时间的新需求密切相关。从家庭内部的吃年饭、至亲好友的拜年、邻里的秧歌或龙灯，到圣诞卡、元旦贺卡和同学、同事之间的联欢，共同构成了有效编织全部社会关系的完整年节礼仪活动。在今天看来，多亏是从元旦（从圣诞节开始）到春节（延续到元宵节）的多阶段的过程和大结构套小结构的形式，十多亿的中国人才有足够的机会交叉地发生对应关系，相互祝福迎新。否则，该履行仪式的关系没有履行，个人在心理上、社会在结构上就难以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周期。这是新年“过渡礼仪”的社会意涵。礼仪到位，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才能到位，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才能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元旦和春节所代表的一系列新年庆典的仪式空间已经作为同一个新年过渡礼仪，成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文化。以统合的心态看待节日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就不必再以非此即彼的观念在不同来源的节日之间进行损害一部分人爱好的选择。
既然从文化资源（要素）的来源而言，我们生活在一种复合文化之中，就不宜继续依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对立范畴就生活中的文化成分的来源或属性进行简单化的争论。有些问题其实不是出在文化要素的来源上，而是出在观看它们的方式上。如果我们的主流社会在这个大的立场上能够与时俱进，积极地看待民间文化和外来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多样性，那么，关于民间文化的调查研究才更有机会在国家体制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在文化上，排斥不如兼容，对立不如共生，关键是一个认识问题。解决认识问题，有的时候要变换思维方式，有的时候只是需要引入一个不同的概念，就像“过渡礼仪”的概念被用来重新认知元旦与春节的差异互补关系的例子。元旦和春节在属性、功能等方面确实有所区别，这些差异固然可以是把它们看做分立、对立的依据，但是也可以是把它们看做互补、共生的同一过渡礼仪的依据。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乏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上的变革也时常有之，但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始终在流传，结果时常是外来的被融进中国的，被打上了中国的烙印；社会变革也时常把边缘的纳入主流，把新兴的事物纳入传统的框架。佛教是外来文化，但是儒道传统并未因佛教的冲击而丢失，佛教反而被中国化，中国文化更加丰富了，人们在文化资源上多了一种选择。节假日也是如此，历史上中国的节假日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所谓的传统也是经过历史不断改造和增益的结果。节假日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变迁反映了现代人们生活的变化，因此，复兴再多的传统节俗，中国的节日体系也不会退回到百年前的传统。中国人是中国节假日体系的主体，当下的中国人是当下的中国节假日体系的主体，只要中国人建立了基本的节日认同，他们再怎么采用过去的和外来的节日要素，他们也不会成为过去的人或者外来的人。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要奠定了自己的认同文化，我们的社会拥有的多元文化只会是丰富人民的选择的资源，而不会是湮没自我的洪水。
对于复杂社会的复合文化的准确认知和包容态度，不仅是主流社会和较大的学科群体所需要的，也是我们研究民间文化的知识群体应该强调的。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实，尽管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可以有策略和修辞的针对性，就像我们在提倡春节民俗和维护春节在时间框架中的地位的时候要承认元旦的地位一样。我们的学术活动在争取民众对传统民俗的选择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体谅相当大的民众群体对现代的、外来的文化的喜好。我们应遵守同一个逻辑去思考、写作，去参与公共文化的建设。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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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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