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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流社会是以追求民族现代文化为标榜的。这种追求演变到当下，所谓“现代”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传统文化在“民间”仍然传承着，大量可以被辨识为“外来渊源”的文化也异常活跃，因此我们处于拥有复合文化的复杂社会。复杂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复合文化是多价值观、多来源的文化要素共处并存的状态，其中尤以“民间文化”、“外来文化”的范畴所包含的要素为荦荦大者。主流社会如何对待它们，也长期是我们的社会所辩论的焦点。以现代学校教育和官方媒体为传播机制、以城市生活为土壤的现代主流文化，以“民间文化”为异己，是因为民间文化的传统性与它的现代性有抵牾；以“外来文化”为异己，是因为外来文化的他性（otherness）与它所忠诚的共同体的自我认同有隔膜。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文化还一直不够现代，所以很惧怕“传统”和“民间”的属性拖累它；它的自我一直不够成熟，所以很警惕“他性”来湮没它。
我们近来意识到，我们现在不需要那份惧怕和警惕了，因为我们今天正在具备包容地看待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给予民间文化充分的地位，我们的现代文化不会退回到传统状态；给予民众选择外来文化的足够机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会丧失自我。我们的这份信心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我们在这里仅以节假日框架的历史和现状为例加以说明。
中国人应该过什么节？这是已经认真争论过近百年的问题。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中国传统的夏历，改用西历（格里高利历），传统的节日在国家的时间制度的整体框架上失去了位置。国家的时间框架逐渐被新生的纪念日，如国庆纪念日、儿童节、妇女节等所占据；夏历的新年成为“废历”或“旧历”新年，政府一再颁布政令，“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许循俗放假”。原来中国社会官民同乐的节假日体系，裂变为官方纪念日体系和民间节日系列。这两者之间的碰撞、冲突成为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时间框架的争执的一条主线。此外，我们又遭遇到另一对引起争议的关系，这就是外来节日（主要是西方节日）与中国节庆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节日来源多样化的时间框架里，国民在过元旦、五一劳动节、国庆节，也在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还有不少的人在过母亲节、情人节、圣诞节。第一个系列是国家纪念日和法定假日，第二个系列是中国传统节日，第三个系列是时尚（这里不讨论因为宗教原因过圣诞节的情况）。这三个系列都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分别提倡、推行、投入，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遭到批评声音和限制主张的困扰。
在古今中外不同属性的节日并存的状态之中，中国社会曾经多次卷入“过什么节，不过什么节”的争议乃至政治斗争。民国初年，在文化上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造成了一年过两个新年的节假日格局，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推动现代化而建立了自己的纪念日系列的国民党政治精英不能容忍的。他们下了很大决心要用官方时间框架整合民间节日。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文国民政府：“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1：424-426）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第三条办法是严禁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在旧历节令循俗放假。这些政策推动多年，并无成效。南京政府在1934年初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我们在建国之初沿袭成例把春节纳入正式的假日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两次180°的大转变。在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春节的公共假期实际上几乎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唯一制度平台。在积极分子看来，春节的公假等于是在为“四旧”的继续流布提供条件。“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全国从此年年过“革命化”的春节。从1977年开始，春节的政治地位才再一次发生转向，全国人民重新开始比较自由地享受春节假期。这些政治运动可以看做是对于节日框架的属性进行纯洁化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民众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外来节日的概念在各地流行起来，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心乃至反感。这些人士完全有自由通过这些担忧表达他们的社会观念。但是，我个人不认为我们可以反对（另一些）民众以自己乐意的方式过这些节日。并且我相信，在当代社会，传入的外来节日文化也是我们民众可以选择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特洛伊木马。这是一个普通民众享有日常生活的自由的时代，他们具有文化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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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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