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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我非常赞同您对人类学或对人类学论坛会议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阐述，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学要接触不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要接触不同的人，这样就需要更强的包容性，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包容、开放的学科。我个人认为从本次会议中的三个主题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和人类学的理解，这也反映了人类学本身在一个学科的应用性研究的强烈倾向。中国人类学研究在面临应用性越来越强的趋势下，这次会议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精彩的应用性研究个案，在聆听发言后，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很多应用性研究是在反思人类学定位，人类学者在实践中的自我定位问题，或个人身份问题，或道德等相关的问题，可能相对西方应用人类学研究略显缺乏，我想问，在参与一个社区或一个政府行为中，包括旅游、公共卫生，该如何把人类学学者的自身定位弄清楚，使之争取更多发言机会，把声音传给政府，达到促进社会发展，人类学是一定要参与到社会发展中的，但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徐：你提到实际是人类学的应用性，人类学在中国目前还是个边缘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它现在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很难出头。制度上安排，往往是一级学科得到的资源较多，二级学科分配得较少，这种状态跟人类学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符。从人类学的国际地位来讲，它是一门显学。在西方国家，人类学无人不晓，它又是联合国科教文下的一级学会，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但在中国却变成了边缘学科，这当然是历史造成的。50年代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撤消，80年代社会问题较多，极力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在兴起、恢复时就处于边缘，人类学好象是个纯理论的学科，与当代社会发展不那么密切，所以恢复过程中，学科的的中心不在北京。中国人类学会一直挂靠在厦门大学，中心处在了边缘，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处在边缘，学科力量就很微弱。当时社会学的学科带头人费孝通先生，按照中央的精神把社会学很快的恢复，而人类学却只是较慢地发展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费老思考的方式转变，因为有很多问题最后回归到人类学。1995年由费孝通及北京大学相关的教授建议，开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培养一批人才，这样人类学才得以突显；另一原因是海归派的返回，他们是美、英、法等国的人类学博士，给人类学界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成为了中坚力量。这批人已成为今天人类学界的领军人物。另一背景是这段时期人类学的著作、翻译介绍很多，在向西方学习的当中，人类学的著作是大量的，普及中对国外有了新的了解，高度注意人类学。高层的重视、海归的归来、西方著作的大量翻译，促进了人类学得发展。1995年至今已开办了八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时期以培养人才为主，特别强调田野，强调应用，但当时人类学的应用还没站在很高的地位。经过七八年队伍是越来越大。人类学者开始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五、六年的时间里，相当一部分是西方人类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很多的回应。继续按照费孝通提出的社区研究，对一些村庄进行个案研究，就是我们所称得社区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法是回访，很多学者对30年代的汉族社会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回访。如周大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回访；象庄孔韶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所作的一系列的回访；最近王铭铭教授主持了对云南乡村的一些回访。这都是从社区的角度做的。还有弗雷德曼对中国中南地区的宗族问题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所以这一段时期对宗族问题研究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一部分是与经济人类学相关的内容，如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有一部分学者在做，这个理论与经济相关。真正的人类学家对武雅士的民间信仰问题，宗教问题，在90年代末关注比较多。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我们很大的学者基本上是在根据西方，如弗雷德曼的理论，要么验证他们的理论，要么反驳解释不同的看法。象弗雷德曼的宗族理论我们就有好多学者从反面去研究，象兰林友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武雅士影响了一批宗教研究者。这里出现了一批好的社区研究个案，特别是庄孔韶教授的《穿越时空》已经出版了，王铭铭主编的云南的回访也出版了，相对来说各有特点。一个可能作的更深一点，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关怀的情况下，人类学在中国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发展着自己。这个发展最重要的是应用。周大鸣教授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短文叫《人类学的应用性格》。我觉得任何学科它一定要有用，没有用就不能得到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社会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完了，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它真的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提出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来解决。比如对农民工的管理，用社会学家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用暂住证限制他的流动，这对改革开放的东部发展很不利。所以人类学家的介入，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又提出任何一个发展快的城市多是移民城市，象上海，它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深圳为什么发展快？它也是移民城市。所以不要小瞧农民工，人类学家提出关怀农民工。如中国科学院的黄平以及周大鸣，这样的学者很多。人类学关注农民工问题显然与社会学家关注农民工问题有所不同，那就是人类学的应用性体现了，人类学的作用在这里就悄悄的出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许多其他的学科，它们在自己的学科发展当中也都碰到危机，如历史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就碰到危机，许多高校的历史系就撤销了。象吉大还保留着历史与文化学院，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来是很有名的，现在竟然叫旅游文化学院，历史就没有了。人类学的应用性格决定了它一定是有用的。我很欣赏黄金搭档最早的一句广告词：乖乖，真的有效。你学人类学以后，会懂得怎么做人，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说的，现在不去讲它。如果从学科角度来说，其他学科如果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肯定能够别开生面，柳暗花明又一村，能另辟蹊径。我记得很清楚是福建的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讲人类学对教育学的影响。因为对教育学来讲，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保守，而将人类学的方法引进到教育学以后，就是要用前沿的方法，以人的整体性、整合性来进行教育学的研究，马上就有新的成果出来了。历史学也是这样，史学危机喊了多少年了，但中山大学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得非常好，历史人类学在他们那里成为一个基地，搞得很火热。凡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成果就多，都引人注目，如北京的杨念群、赵世瑜，包括山西大学的北方乡村研究，如行龙都渐成气候，渐成自己的特色，影响就扩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它的应用性越来越大。象非典发生以后，医学人类学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生病是人，不是单纯是一个病，是对人的关怀。医生不仅是在看病，更是在看病人。柏桦教授讲他们大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生态人类学，一个是医学人类学。从这个角度讲，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都在发展，在中国逐渐有了影响。所以医学人类学博士特别吃香，因为非典让人感到生病不再是一个生病的问题。再是我们的经济方面，所有经济都是人做的，所以经济人类学与一般的经济学家不同，经济学家仅仅在强调怎么发展，怎样给老板做参谋，所以有人去做执行董事，受到媒体的质疑。人类学家关注的经济问题是关注人的经济问题，所以经济人类学也得到发展。包括建筑人类学，非典以后，北京的建筑就在考虑建筑是否适合人的居住。在北京，冬天窗户只开一点点，空气不流通，居住环境怎么适合人的需要，现在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就有建筑人类学。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应用性。任何一个学科与它互动就会有新的发展。而实际上我们人类学的应用，尤其是党中央提出的一些新的理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人类学蕴含的基本学理。党中央作为自己执政的理念提出来，我觉得一下子就把人类学的地位提高了，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的应用性在起作用。现在还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这三个执政的理念就是人类学的基本内涵。如果这个时候人类学家还是关起门来只关注他的理论那就会大大的落伍了，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边缘不会成为中心，不会成为显学。这时候，人类学家就要反思自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人类学家在应用中如何定位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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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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