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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姑妈的女儿赵桂英是我的学生。她初二的时候我当她的班主任。
曹：我5岁到10岁是外婆养的，所以在潜意识中外婆就是我的母亲，龙游就是我的故乡。所以我填写籍贯一栏常填龙游，就是有点纪念我外婆的意思，有时候我填我的出生地为兰溪，而武义呢，因为没有在这里生活过，所以就没有填，实际上正宗的祖籍应该是武义，但是现在籍贯这个词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自明清以来，一直到解放后，表格里都还有籍贯这一栏，籍贯这一栏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籍贯是表示自己父亲生活的地方还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呢，或者是别的意思，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现在的人空间流动太频繁，如果要追根溯源是十分困难的，但中国人又非常讲究一个人的出处，来龙去脉，古人讲的不是报三代家门，而是十几代家门，你看明清以前的那些人报个十几代家门并不稀奇，你看先秦的那些人，一报家门就报到三皇五帝去了。对这个事，到后来能报个三代就不错了，我们现在三代都搞不清楚。
徐：但是曹教授您知道吗，这次县里人知道你是武义人，马上有种兴奋感，那武义又多了一个名人了。他们知道你是武义人后，都很希望你能来，后来你明确答复说能来，他们真是非常地高兴。今天高济敖陪着你，操办这件事情，他也是非常高兴。
曹：非常感谢武义的父母官。
徐：这些父母官知道曹教授是武义人都非常高兴，包括金华日报的那些人都说武义人搞人类学的有好几个了，您是正宗武义祖籍的，还有一个浙江师范大学的陈华文，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他们是这个地方的本土人。我虽然不是武义出生，但我是这里的女婿。他们说我是这里的姑爷。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交流我真是非常高兴。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曹教授介绍您研究的第一阶段：浙江北部的农村问题。但相关书籍现在很难买到，我想请您将这部分的研究情况给我们作一个介绍。
曹：1988年我调到了华东理工大学，那时候的校长叫陈敏恒。我从复旦毕业后先是想留校，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留成，说起来那有一段长长的故事。没有留成之后我就到同济大学的分校教书，在教书过程中，也就是1984－1986年这段时间里我又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书，读硕士生课程，读了两年。到1988年的时候，华东理工大学要向综合性的大学转型，这是1987年学校定的一个教改方针，原来这所大学是国家唯一一所化工类的专科学校。学校要转化成综合性大学，第一步就是要引进理科和文科的人才，理科就是要引进数理化的人才，因为原来学校是以化工类为主的，所以数理科相对弱一点，人文学科也比较弱。当然，人文学科不是按照老的传统来建设，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主要是按照经济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文化研究所来分类。当时第一个是建立经济研究所，现在已经变成了商学院，是我们学校很庞大、很有实力的一个院系。政治研究所也有一段渊源，但最终没有建立起来。政治研究所原来确定的所长是南大的一个教师，后来这个人介入了“8·9”风波，犯了一个错误，就没有过来。文化研究所是从复旦和全国其他一些高校里引进一些人才成立的，大概有十几个，因为我原来也是复旦出来的，所以我也就从同济分校那里转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来了，进了文化研究所。1988年的时候，当时学术界所谓的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斗争比较激烈，什么分化启蒙啊等等，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一代青年学子回归大学，对这一段历史重新反思的一个阶段，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段。这场反思当然是很必要，大量的西方学说，如存在主义等传入中国的一个时代，是各种思想十分活跃、激昂的一个时代，但它的一个缺陷是一种激进改革的情绪占上风，它对中国改革只说应该如何如何，很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什么进行追问。当时我们所里的大部分成员感觉到学术这样走下去是不行的，这样过浓的意识形态取向是不行的，因为你首先要问中国是什么和为什么如其所是，这就是社会科学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返回国情”就是事实是什么？“返回历史”就是这个事实如何而来的？“返回实证”就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这个过程？这三个口号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这样就说明我们文化研究所不是研究“虚”，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现在满天飞都是文化，谈得多的东西恰恰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为什么人们那么广泛的谈文化？因为“无知”，所以每个人都将各自杂乱含混的东西都加到文化这个大框架里面去，好像一谈文化就显得比较高雅，比较时髦。而我们1988年的文化研究所确实对文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它的定义的多义性太复杂，有一百五六十个定义。我们文化所的“文化研究”，当然不能从杂多且歧义的“文化”概念出发，也不能从观念、概念出发。事实上，在人文社科领域，一切核心概念差不多都是从西方转释而来，它们在中国经验的指向往往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事实上，许多来自西方的科学概念一进入中国便执行起意识形态的职能，它不是认识中国的工具，而是改造中国的工具，我们成立文化研究所的一个主要动图恰恰是为了“认识中国”，所以提出“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的三大口号。这样文化研究就变成中国实证研究了。我们分了四个研究组，一个是研究农村社会，那是1988年就定下来了；一个是研究小城镇，当时费孝通强调“小城镇大问题”，我们一直都觉得很重要；第三个我们研究国企改革，因为当时农业改革已经转移到城市改革了，1985年以后，农村包产到户以后以为粮食问题解决了，从1985年以后就开始进入到了城市改革，城市的国企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第四个就是文化比较，就是各国的文化比较，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前提进入到社会转型的，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尤其是发达国家早期社会转型。我们非常关注19世纪西方的社会转型，我们不是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相比，尤其不是后现代的西方国家，他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与我们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时期有哪些可比，哪些不可比。当然我们也可以和日本、德国、俄国等第二类的国家比比看与他们有什么异同，然后和我们第三类的印度等一些国家来相比，在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现代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计划。
徐：后来实施得怎么样？
曹：我们文化所在1988年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没想到1989年就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坎，结果一些研究人员跑到美国去了，一些人沉默了。到了1992年，一些人干脆“下海”经商去了，只留下我们这个农村研究组，我不愿出国，我祖上经商的细胞一个都没能留给我，故我也不会经商，只能继续从事农村研究。我们农村研究组只有二三个人，且无调研经费，中国农村又那么广袤，一口如何能吞下大象呢？所以，我们只能选一个点，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村落，当时备选的只有两个点：一个是我的家乡龙游，一个是张乐平的老家海宁盐官，张乐平在老家盐官有10年回乡插队的经历，有发达的人脉关系，且离上海较近，故而选择海宁盐官。这就是说，我们走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之路。费老的研究后来很遭人批评：他调查的是一个村，讲的却是全中国的农村。凭什么从一个村来说明全中国的农村？全国有无数个这样的农村实体，而且从差异的角度来看是千差万别，但是从同一角度来看，他们又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费老要回答这个问题也真是不容易。后来他还是到云南去，他说他就研究三类不同农村，农业的，有点工业的，然后是工业的，他研究云南三村，三类村。可是别人又问了，他凭什么找到三类？他已经先验地按照发展观来主观地排三村的序列了。他凭什么说工业化的村就是还没有工业化的村未来的前途？事实上这些都是“致死”的攻击，就等于我们现在问：凭什么来判定，东部地区现在的乡村工业化、小城镇化之路，就是未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之路呢？的确，我们凭什么从一个“点”上的调查材料推断“面”上的一般结论呢？当然，一个方便的解释是，这个调查点不是特例，而是某区域乡村（如浙北）的“典型”。而所调查典型，即在“个别之内包含着丰富的一般”。但问题又来了，你凭什么将你调查的点判定为典型呢？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利用各种方面来弱化社区研究中的这一“天然”缺陷。
我们把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所谓人类学方法，我们是选一个社区进行一年的参与式田野调查，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由于第三者的出现有可能破坏这个现场，参与式田野调查的一个突出优点在于尽可能地保存这个现场；另外，人类学方法的另一信条是：“他者的眼光”，我们是用自者的眼光。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其实也是西方提供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个他者的眼光，就等于老百姓不可能提供一个自己生活的理论反思。就等于所有的风景点都不是风景区的任何一个人能发现的，因为他生活在里边，他不可能成为风景区的发现者，所有的风景点都是外来者发现的，是他者的眼光发现了这个地方，是一样的道理。这个风景区被发现的事和我们农村再研究的事是一样的。运用他者的眼光，虽然都是中国人，但还要运用他者的眼光，这是人类学的一个方法。不过，“自者的眼光”，即研究者研究他曾生活其内的熟悉的乡村世界，“熟悉”恰恰不是优势，而往往是“障碍”。因为“熟悉”，故习以为常，大大弱化了因“好奇”所激发的“追问”能力。故而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熟悉”的高度警觉。我们所做的调查，原来定的是一年的时间，结果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这其中包括写作的两年，实际调查的时间为两年。第二个，我们用了史学的方法，因为一般的人类学方法都比较静态。我本人受过历史专业的训练，故而对当下的、直接的经验事实，都将其置入“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恰如《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名所表明的，我们既突出浙北乡村所展开的现实，更关注“何以如此”，即“变迁过程”。恰好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队会计，完整的保留了它的账目以及他的日记，就把他的大队的历史记录得很好。在全国来说，很少有这么精细地保存档案材料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材料。甚至是1950年土改时候的分配情况都贴在墙上，分多少地，分多少东西都清清楚楚，后来我们把这些写到书上，在全国来说很少有保留得这么详细的资料。第三，我们将重点研究的“点”（大队、村）放置到“面”（公社、乡镇）和县内加以研究，后来我才慢慢体悟到，社区研究的最有效“单位”不是村落，而是县。无论从人类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来说，县才是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有意义的研究单位。为了使判断更谨慎一点，我们又把调查的空间向沿海地区延伸，最北我们延伸到山东，最南我们延伸到海南岛，虽然那些内容都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书，但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思想中，这就是说，我们在下判断时更为谨慎，对点的调查更具一般性意义，至少在浙北范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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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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