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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锦清教授 |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曹教授，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在武义、在你的祖籍地跟你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机会。我最早认识你，是通过你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当时就想着赶快把它买来，买了之后马上认真拜读。而且，我夫人也非常仔细地看了。后来我们也用你的方法到新疆去调查，走民间路线，我们几乎跑遍了新疆。
曹锦清（以下简称曹）：在新疆你跑南疆了吧，跑了哪几个县？
徐：南疆走了和田、喀什、阿克苏，北疆跑了伊犁、阿勒泰，然后也去了哈蜜。所以新疆那边走了很多地方，前后去了三次，特别是第三次，走了民间路线，因为他们不同意我们进去。我这次很惊奇地知道您的祖籍是武义，但别人在网上查到你是龙游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高济敖听说你是武义人后觉得奇怪。我跟他说您父亲是武义人，他听了之后很高兴。而且您的父亲是武义泉溪人，我的丈母娘也是泉溪人。所以，他们知道您是武义人后，都高兴得不得了。您这次能来，我真是非常高兴。尤其是能跟《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坐在一起说话，更是非常的荣幸。今天听他们讲武义人做人类学研究的还挺多，在浙江来讲，实际上，你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农村对我们中国农村问题的理解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不是过奖，认识您以前，我早有耳闻，认识您以后就更加觉得是这样。您的祖籍是武义，我是武义的姑爷，我丈母娘是泉溪人，您也是泉溪人。曹教授您在全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我想请您把自己的情况在这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从您的祖籍地讲起吧。
曹：1995年前我对祖籍地的信息很残缺，当时保留信息最多的是我的一个姑妈，就是你的那个学生赵桂英的母亲，我来得太晚了，这是我一生很遗憾的。我一直到1995年才第一次到武义来，那个时候我的姑妈已经去世了，而且从她女儿那里知道她一直想等着我来，最后她等不及了，所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那些关于我祖上的信息，她已经“带走”了。从我母亲那里获得的信息是非常残缺的，我母亲后来改嫁了，她不愿意多谈这些事情，而且她谈的时候，那些信息也是非常不全的。我外婆在世时，我还没有收集信息的意识，由于我姑妈的去世，信息就残缺了。我们家族是在哪个朝代迁到武义来的就不知道了。我曾问过我的母亲，她说武义曹氏一支是从徽州府的歙县迁移来的，那是曹家的一个大本营，然后不知哪一代就迁到武义来了，在武义已经生活了好多代。到我父亲那一代，就是抗战时期，那时候家族已经开始衰败，我父亲后来就迁到龙游那里去做生意，之后又迁到兰溪。我1949年在兰溪出生，1953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经营的柴行破产了，他带着我的姐姐回到了武义，因为在武义他还有一个女儿，是他前妻生的，前妻在抗战时候就死了。死因有几个版本，有的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有的说是被谁谁打死的，有不同的版本，总之是死于战乱，真实的死因我也无从考证。她生有一女，即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刚刚在这里的那个人就是她的儿子，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当然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武义人，这个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五岁离开兰溪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回到了武义，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妹妹回到她的娘家龙游。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就过世了，死于肺病，年仅43岁。到了我八岁那一年，我的舅舅到武义来把我的姐姐带回龙游。第二年，姐姐患肺病吐血而死，年仅12岁，当时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九岁，她常常吐血，小脸盆吐了半盆，我在旁边看着，看到那个情景，永远都不会忘记。我10岁那年，即1958年末，我离开龙游到了上海，那时，我母亲在上海已组成新的家庭，我外婆写信给我母亲，说家乡闹饥荒，养不活你的儿子了。于是舅舅送我到了上海。后来我舅舅也去世了，那时我还没有收集武义方面信息的意识，他过世了以后，武义这边的信息也断了。后来非常凑巧的是，1976年我在上海的蓬来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援藏任务，支援西藏教育的任务，当时我报名了。待遇等同于出国，政审非常严格。报酬也是出国的待遇，每个月多增加36块钱，我自己在上海又有40块钱，这个待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因为政审严格，所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成分，那个时候很讲成分的。我继父的成分是工人，到底是按我继父的成分算，还是按我生父的成分算？他们认为我是十岁到上海来的，应该按的我的生父算，所以重点是要调查我的生父，结果他们动用了官方的各种资源去调查，这个过程我当时都不知道，结果把我亲属还有多少人在武义都搞清楚了，知道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姑妈等人在武义。那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只是对我说我的政审合格，告诉我我父亲是小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就批准到西藏去了。
徐：去了几年西藏？
曹：整整两年，在西藏拉萨交通局职工子弟学校教书。那两年是我工作当中最努力的两年，因为那里除了语文课程以外，其它所有的课程都是我教的。我原来是教历史的，后来又教外语，因为数、理、化这些科目的老师，学生都不太满意，要我给他们补课，补课过程当中，学生就一致要求我给他们上课，并向校长提出。我当仁不让，然后我就把化学科搞过来，物理科、数学科也都搞过来了，结果把我累得够呛。那时拉萨的交通局职工子弟学校从来没有高中，我把学生从初三带到了高一，高一我就把整个高中课程教完了，上完了以后，高一就有学生参加了高考，当时班上一共就三十几个学生，推荐了大概七个人考，有四个人考上，其中有一个竟然考上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
徐：那你也是很不简单了，两年时间把他们从初三带到高一就去参加高考。
曹：之后我就回上海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6月底回来赴考。1977年他们不让我回来，因为原定两年的教学任务没完成。
徐：那你也有民族地区的工作经历了。
曹：我1978年回来参加高考，之前我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过两年，那是1972年到1974年。后来有同事告诉我，在我援藏期间，武义的亲戚花了很多时间查寻我的情况，很不容易把那些信息调查清楚，然后再告诉我地址、人员等相关信息。之后我逐步跟家乡的人通信往来，那时候没有电话，交流不多，到了1995年才第一次回去，那时姑妈已经过世了，我真的是应该早点来。我回来得太晚了，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特别是我姑妈，她一直都牵挂着我，因为我是曹家一脉的单传。我1995年回去后上了我父亲的坟，第一次感觉到男孩的重要，我有一个女儿，我们城里人原来没有这个意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但那次回来后突然有了这种意识，觉得自己有一个男孩该多好啊，现在我们家单传到我这里就断了，至少姑妈认为我是单传，对我就特别重视，一直在寻找我的下落。我是从她女儿那里知道这个信息的，自然就会唤起我那种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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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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