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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力教授 |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我参加过多次博士论文答辩。数这次跨了文理两大领域。近十几年来,生物遗传学,尤其是基因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次参加李辉的博士论文答辩,虽然是答辩委员,但对于遗传学完全是外行的我来说,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在此,首先要感谢金教授邀请我参加答辩,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金教授在学术界早已大名鼎鼎,当年复旦以一百万年薪聘你为生命科学学院长,就已经成了新闻人物,在我们这几年与李辉的合作中,对基因分析进入人类学研究所形成的分子人类学已有了初步的概念。今天上午参加了李辉的博士论文答辩,深感李辉的论文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形成了许多颠覆性的观点。从这篇原创性的博士论文中不仅使人们看到了李辉的能力,也使我们看到了金教授指导有方,现在我们是不是从你指导李辉作博士论文谈起?
金力(以下简称金):我会对学生谈我的想法,是否有用,由他去做判断,由他自己去决定是不是把它放进他的科研课题。我们Science那篇文章[1]就是这样出来的,对Nature那篇[2]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到时候我有个好的想法,我点一下,学生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呢?这个想法就废掉了。在过去的8年中,产生了很多我认为很好的想法,实际上做出来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实验室科研做得不错,就是因为强调了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他们创造力的发挥,在实验室里创造一种很好的自由探索和同学之间相互讨论的气氛。我自己在Stanford的时候有很深的感受,那时候我自己觉得走在楼道里,一些好的想法都会从墙上蹦出来,会弹到你的脑子里去。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文化做好了,环境做好了,学生觉得不仅自己有能力去想,自己有自信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环境能培养出最好的学生,培养最好的学生受益最大的实际上还是实验室。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开心,我们实验室过去8年最大的财富不在于那些文章,而是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学生。对我而言,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这与我的导师刘祖洞先生的培养学生的理念一样。我跟李辉说过,世界上已经有一个金力,还要第二个金力干什么?与其说要他学会我会的东西,还不如培养他的能力,使他能够超过我。这样科学才能朝前发展。
我们跟全国各个兄弟实验室合作时,我基本上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我们实验室在若干年前,跟别人合作一段时间后,就被别人一脚踢开了,踢开就踢开,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合作是应该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合作。跟别人合作了,别人上去了,别人发了好文章,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嫉妒,他抢了我的东西,本来这个东西该是我的。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看。我跟李辉说过,这东西本来我们要花钱花时间做的,现在有人帮我做好了那多好啊。然后我们把他发表的数据拿过来放在一起,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与其说一个人拼命干把大家都压下去,还不如大家一起上,大家一起上了之后,整个学科就发展了。上去了以后你觉得你有本事,可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大家再去竞争。没有必要把别人压下去后,在一个低水平上竞争,这样的话,学问永远做不好。所以又回过来,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批学生,当然学生有成功的也会有失败的,但是我是觉得我的学生,从我的内心的标准来看,成功率是蛮高的。
徐: 100%?
金:100%做不到,永远做不到。但是对有的学生,你让他这么做,他做不到,实际上有一小部分的学生被我这样一种训练方法给害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你需要喂他,不喂他,他做不了事情。但是呢,那批最好,最优秀的学生,你越喂他,他越做不好。那索性就不喂,象“澳泰”这个课题,从头到尾,正如我今天在介绍时说的,实际上是李辉的工作。
徐: 这与你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金: 话又说回来,我指导他什么呢?这课题从头到尾他知道的比我多。我只不过给他一些方法学上和方向性上的指导。他跟我讨论,我就听,听了以后,我就告诉他,凭我的感觉,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
还有一个就是,每个方面,都是和学生讨论得出的。“澳泰”方面,我们实验室从决策上,在规划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听学生的意见。
徐: 学生民主,这个最好。
金: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学生占有很大的发言权,实验室管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学生工作好不好,工资是多少,怎么去考评,那是老师的事情。像我们实验室有那么几个老师,象金建中老师啊,在管理上做得非常好。当我不在国内的时候,卢大儒卢老师担负了指导学生的工作,卢老师人极聪明,直觉相当好。而对外联系,就是钱老师的事情。钱老师自己是搞植物的群体遗传学,搞生态的。
徐: 所以我觉得对你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或者是教学模式来讲,既造就了学生,学术又做得很好。团队团结在一起,又把学术做好了,这是一举多得。我觉得这样呢,不像有些人,什么东西都怕学生占了便宜,什么东西都想自己拿在手里,而他又做不了那么多。那我觉得您这种模式,这种培养学生的方法,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再就是你们这个方向,人类生物学的方向,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就知道为什么李辉的文章要保密。因为这个东西放出去就不得了,包括张帆的,出去也……
金:我们好的课题不少,不止他们这两个。
徐: 这样的话,你们这近8年的,8年抗战吧,把你们的学术都锻炼好了,在国际上别人都很难赶上的了。
金:国际上,尤其是东亚这块,我们比国外的学者有优势。我跟国外的同事谈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这个你做不过我们,为什么呢?我至少会说中文,你不会吧?
徐: 是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在最近20年的人类学在中国重新恢复以及在发展当中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我就觉得2008年世界大会上,你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言者。
金: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徐:对,必须要做,我多次向2008年人类学世界大会组委会的一位领导介绍了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这次李辉邀请我来,听了如今分子人类学在国内国际上能做的这么好,跟您的学术素养是分不开的。
金: 您过奖了。
徐: 没有啊,如果没有东亚这片土地的学术灵感,可能就放过去了。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人不止你一个,而做出来的,只有你。倒过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金:我的数学上的背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运气也很好。我是上海格致中学毕业的,上海格致中学原来最强的传统是数学。
徐: 哪一年进入的高中?
金:我是1979年进入高中的,1981年毕业。我原来的梦想是做数学家,后来,父母觉得,或者社会上也有同样的观感,就是搞数学的人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徐: 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一帮子。
金:对呀。他们希望我考医。所以生物学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进入生物系后的第一年,说老实话,我觉得我学得很烂,主要是思维方法不适应吧。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木村资生的中性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来的,做得如火如荼。进化中性说研究中用到很多数学模型。在复旦有一位庚振诚教授,去过日本当访问学者,回来后他说中国应该做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是遗传学的前沿之一,但是对数学要求相当高。所以谈家桢先生,刘先生(刘祖洞先生,后来也是我的导师),还有庚先生觉得复旦应该培养一批学生来做这个东西。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有一个研究生,一个2年级大学生,还有两个1年级的大学生,我是其中一个1年级的大学生。他们从数学系借了徐家郜老师,也是留日的,开始教我们数学。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双学位制,但徐家郜老师将我们作为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来培养的。我记得2年级的时候,我一周上39节课,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但是后来回过头来发现学的那些数学确实有用。后来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刘祖洞先生就希望把我送到木村那儿学习(就是他提出中性学说),本来都说好了,但是木村后来没找到经费资助。刘先生就把我送到根井正利教授那里,也是做中性学说的主要干将之一,当时他在休斯敦,我就过去了。我是联合培养的学生,在根井教授那儿学了不少东西。那个时候,休斯敦是进化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的重镇,被称为休斯敦学派,在群体遗传学和分子进化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在将近二十年里,这些领域重要的工作很多来自于休斯敦。所以,我先是有机会去学习数学系的课程,后来又有机会去休斯敦做群体遗传学,受到了一个很严格和系统的训练,我是很幸运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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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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