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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20年代，瞿秋白在上海讲《社会科学初步》，认为风俗跟集体、个体关系实在密切。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或社会的动物。现在，文化人类学者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其实，人也是风俗的动物。小孩子在娘肚子里就有胎教，这与风俗文化有关。生下来，一个月要纪念，一年要抓周，一直到死，都有很多不同的仪式伴随着他。人一生都生活在民俗中。
在学术上，中国古代诸子都有对民俗的看法。他们记录民俗事象，表达一种民俗观念。汉以后还有专门的著作，比如《风俗通义》等。但是，作为科学，它发生较迟。在欧洲，从英国算起，1846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跨了三个世纪。中国的民俗学历史从北大歌谣征集处开始，后来有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国现代意义的民俗学从这时算起。当然，将民俗学史的前史、即民俗记录的历史算起来就很长，起码两千年。总之，民俗作为科学意义的学科发生得比较迟。
就是这一百年，学科的发展也不很正常，虽然北大轰轰烈烈，以后却曲曲折折。
首先，解放后，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以工农为主，民俗文化是工农的文化，照道理应该有很好的发展。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关系，有了几十年历史的民俗学，解放后却被闲置了。因为解放区利用民间艺术教育动员人民，解放后沿着这条线把“五四”以后的整体的全面的民俗学变成局部发展、民间艺术发展了，其他部分却冷却了。民俗学、人类学成为资产阶级学问，无产阶级不需要。1950年，我和周扬、老舍、贾芝等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改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其实，我们的学会与其他协会不同，他们是行业组织，我们是搜集、研究民间文艺资料。现在改名了，不是原来的宗旨。
其次，由于政治的需要，国家在50年代中到文化大革命中间调查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都有它特殊的文化，民俗是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有许多民俗事象也都被记录下来。“四人帮”倒了以后，这些调查资料才见天日，发表出来。这些资料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实际上是一笔财富，等于过去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社会民俗调查与台湾的调查。这些材料基本上是有用的。
“四人帮”倒了以后，我们特别感谢邓小平，他提出了八字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春天到了！龙抬头了！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民俗学抬头了！1983年，我和杨堃博士、顾颉刚先生、马学良先生等建立中国民俗学会，把民俗学学科建立起来。当时我比较保守，按当时的形势只要我们提出来，是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民俗研究所的。由于我胆量不够，我认为搞民俗学要有一批专家，而当时力量不够。假如我当时有另一种考虑，先建立机构，再培养专家，一样可以发展。由于当时自己比较保守，只是建议在历史所或社会学所建立民俗研究机构。当时是胡乔木、周扬、于光远等人领导社科院，如果我提出来，应该得到批准的。邓小平的八个字救了我们学科，也由于我们民俗学的自身的生命力，它在这二十年来有较大的发展。大家到书店里能看到，虽然这些书的性质不一样，有许多记录的书，也有不少理论的民俗著作。从教育的角度看，虽然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都曾开过有关的课，但作为学科在大学没有固定的位置，民俗学要发展一定要在大学占据相应的位置。解放后，民间文学在大学有课程安排，但作为整体的民俗学没有开课。“四人帮”倒了之后，大学开了民俗学课，特别是1998年学科调整以后，民俗学成为国家二级学科，不少学校申请成立了硕士点。博士点正规的只有一个，实在太少，但也有一些大学在文学学科下面可以培养博士。我们正在争取将学科升为一级学科，这样可以与史学、文学、社会学一样。
讲到我们的中国民俗史，这是出版界的老大哥人民出版社提出来的，委托我们来编写。这项工作，在我个人看来很重要，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谁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不管力量怎样，我们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这不太容易。过去虽然有人写过风俗史方面的书，但我们的这部篇幅大，多卷本，好几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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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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