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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针对研究者而调整讲述策略可能还出于另外的原因。例如，通常情况下，男性讲述者不会对女性调查者讲荤故事，尤其双方属于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时更为避讳，若故事中有“荤”的情节，往往在调查者未察觉中就做了改动。有时候，即使是同性之间，讲述者也避免讲这类故事，担心讲述这类故事后，研究者会误解自己的人品。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研究者的介入，改变了讲述者的常态讲述。在这种情境中采录的文本，其科学性是打了折扣的。
触动讲述者对文本价值有新的体认 研究者不同于普通的听众。在许多讲述者的眼中，研究者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这些有身份的人对民间叙事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对讲述者给予的极大尊重，自然触动讲述者对故事价值有新的体认，对原以为无足轻重的“瞎话”刮目相看。进入这一境界的讲述者，已由对研究者的被动适应变为积极主动地配合，在讲述时，往往更有激情，进入最佳讲述状态。例如，1992年，谭振山在赴日本出席“国际民话博览会”期间，曾为数十个国家的学者讲故事，此后，笔者也曾多次陪同域外学者对谭振山登门造访。每次面对域外的专家学者时，谭振山不但不紧张，反而比平时还兴奋，讲起故事来格外生动。1998年暑期，笔者将谭振山接至家中，与台湾学者陈益源以及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的数位研究生一道，对其进行故事采录，一连两天，谭振山的精神都处于亢奋之中，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话匣子打开就很难收住。用他的话说：“和你们这些人聚一块儿不容易，最好的故事就要讲给你们听。”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能会听到一些讲述者平时认为“讲出来不好”或“不好讲”的故事，因为讲述者已经了解了研究者的工作性质，已将其与一般听众区别开来，将研究者视为其故事的真正欣赏者，是难得的知音。可见，研究者对讲述情境的介入，产生的不完全是负面效应。
三、讲述者对故事程式的把握与活用
作家是自觉地驾御着才能去表现世界的，而民间讲述者则是受才能的驾御，不自觉地去表现世界的。日本学者野村纯一将民间讲述者划分为两种类型——纯传承型与创造型。[6]从故事活动来看，谭振山不属于那种墨守固有讲法，带有极大转述性质的“纯传承型”讲述者，而属于那种“创造型”的故事家。作为可讲述800多则故事的“大家”，谭振山储存故事，并不凭靠对故事情节的机械背诵，准确地说，他是谙熟了故事的结构章法、程式与套路——如故事的程式化主题、程式化情节结构、程式化表述方式等，加之在多年的讲述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故事素”，讲述中随时进行灵活调用与配置的。在对谭振山多年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谭振山对故事程式的掌握与运用，已经相当熟练，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很多时候，他即使对故事动了手脚，听众与一般调查者也无法察觉。有些故事也是由于笔者在不同场合听其讲述过多遍，才识察出讲述者对文本的即兴发挥与创造。
需要提及的是，即便是即兴发挥，也并非空穴来风，恰恰是讲述者本人内化了的文化观念和人生经验的自然流露。谭振山曾对笔者说：“故事这玩意也不用什么特殊学，喜好这个就能记住，一听就忘不了，有些故事，别人讲的不老道，不生动，我能重新给它编一编，改一改，故事也就越来越生动了。”新加坡学者容世诚曾在《戏曲人类学》一书中指出：“即兴是一种个人的临场即时创作。而这一刹那的决定，由决定到选择、到组合种种程式，都需要以内化的、经过漫长岁月积累沉淀而成的表演传统为基础。”[7]作为优秀的民间讲述者，应该也可以做到在讲述时，根据不同的情境，视听众的反应，利用已经内化的知识，对文本进行情节的取舍、组合、优化和加工。谭振山在叙事活动中信手拈来的创造与发挥，体现出他在故事程式方面的丰富积累。“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洛德（albert lord）认为，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8]在辽宁地区，如谭振山一样富于创造性的故事家很多，他们对民间叙事程式的谙熟与运用，是在多年的讲述传统中，为适应北方地区民众的口味磨练出来的。据史料记载，辽宁过去“地处荒寒，入冬无所事事，习焉游惰，”[9]漫长寒冷的冬季，单调贫乏的夜生活，使辽宁父老不喜欢三言两语梗概式的短故事，认为“不供听”（不过瘾）。他们喜欢情节丰富曲折的长故事，这可能也是辽宁在近、现代为什么涌现出袁阔成、刘兰芳、陈清远、田连元、单田芳等全国驰名的说书名家的原因。
当然，讲述者在讲述中对程式的把握与活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调查中发现，所有的讲述活动，首先都离不开一个相对固定的、成型的文本。而且在很多场合，文本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可以随便变动的。在特定的讲述情境中，讲述者若想对文本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或者引入其它附加意义，都必须找到与文本原有的意义与内容的契合点，同时还要适合讲述情境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如同普洛普（propp）所强调的：故事内容是可置换的，但置换须服从规则。[10]也就是说，特定的知识能否进入既定的规则体制，要视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品质。民间叙事传统既赋予了讲述者某些自由，同时也存在某些对其的限制。
四、由这一个案引发的田野启示与思考
以上，我们以故事家谭振山为例，对民间讲述者的知识构架与文本的关系、讲述者对文本的重构、叙事情境对文本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解析。这种解析的科学意义或者说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这种思考没有重蹈传统的民间叙事研究发于文本、行于文本、止于文本的旧辙，而是充分运用对一个有代表性的讲述者进行多年追踪研究的田野实践，将叙事文本还原于田野，还原于讲述者的生存环境、个人生活史、以及特定的叙事情境之中，与文本存活的“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了一种综合的动态性的探索和阐释。这种追踪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将民间叙事定位为一种在特定情境中具有互动性的语言艺术活动，那么对讲述者以及叙事过程的研究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民间叙事活动过程中，对其起制约和影响的因素很多，而记录下来的文本是无法带出它所存活的那个特定“情境”的全部信息的，何况多数文本在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实际上都与其田野形态拉开了一定距离。仅以文本为依托探究民间叙事的意义，难免不掺杂学者个人的一厢情愿，出现文本的误读。
这一动态研究给予我们的另一启示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是以生命的体验作为文化创造的内在驱动力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民众正是由于各自的生命体验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同，才构建出了不同质的文化，形成了种种文化间的差异和趋同现象。以民间讲述者来看，由于他们各自的生命体验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同，因而他们每个人既是传统的承载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者。以谭振山来看，他是富有创造性的故事家，他在讲述时，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人生经验对故事进行某种能动性建构或处理。他的讲述活动鲜明地体现出文化持有者的某种选择：20年前他喜欢讲《当良心》这类故事，故事表现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最近几年，他喜欢向人们讲述《面条为什么这么稀》、《老秋莲》这类故事，故事表现的是养老问题。讲述者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问题也不同，而这种下意识的关注，其实才是讲述者最关心的问题。在对口头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时，应警惕口头演述被故事本身取代。口头的传承、口头的传说、口头的演述是其核心问题，如果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灵魂，成了空壳。
第三，就象秧苗离不开土一样，民间文化传承者只能由民间文化的沃土中自然生成，不可能由现代化工厂批量性生产，更不能在温室中的无土栽培中孕育生成。说到底，作为“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的谭振山是不可以被复制的。以文字、音频、动漫等形式记录下来的文本已经与生活世界中的“谭振山民间故事”拉开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传承者也是不能复制的。因为，每个人讲同一个故事会有不同，同一个人讲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个故事隔几年讲也会跟以前不一样。这种个体性、具体性差异是无法复制和保存的。传承人的培养是教育和培训无法实现的，只能让那些热爱民间文化并具有某些天赋的人在轻松愉快的生活世界中自然形成。
第四，民间故事是以人为载体的，故事家没了，故事也就没了。如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某种文化的消亡。由于孕育传统故事的文化土壤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之风所“剥蚀”，从某种意义上看，谭振山已成为目前国内外都所存无几的传统故事大家，是我国五千年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谭振山成为“国宝”是非正常状态下的结果，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断层造成的，“国宝”意味着濒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能只想到对单个传承人如何保护，要拓展空间拓展思路。要培养民间艺术家的生长土壤，要让很多人变成国宝，从而使国宝不再是国宝。要让世人知道我们的身边有如此优秀的民间故事，并自发地对其萌发保护意识，促使各方面力量都行动起来，关心和保护宝贵的遗产。
以上，或许才是对谭振山这一民间文化传承者进行持续性追踪调查与研究所具有的普遍的然而也是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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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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