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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历史的记忆与体悟 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与族群在特定生态下的生存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谭振山居住的太平庄位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移民聚居区。他从小就从家族长辈以及乡邻那里听到许多闯关东的故事。作为关内移民的后裔，谭振山对这类故事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尤其喜欢那些反映闯关东的人如何历尽艰险最后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故事，对这类故事，他用情最深，讲起来格外细腻生动，以致有些故事成为他多年来经常讲述的“看家段儿”，如《蓝花宝参》、《康大饼子接喜神》、《老关头得宝》、《新媳妇当家度荒年》等。谭振山讲述的闯关东故事，一般多将时间设置在关内移民乍临关外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时段上。多数故事讲述的是这些移民对关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与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往往是主人公到了关外生活没有着落，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奇迹突然出现了，主人公不但获救，而且从此改变命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还有一些故事讲述的是关内移民出关后面临的文化适应，有的直接表现了中原文化与关东本土文化相遇后的冲突，如《关内人到关外出笑话》；有的间接地反映了由于关外地处边陲，“山高皇帝远”，封建帝国权力和官方行政管理的“王道”很难深入，因而民风蛮朴，礼教松弛，致使关内移民引携的中原儒家文化在此地常常因不合时宜而陷入尴尬或遭遇误解，如《笑话出人命》、《五鬼怕阎王》、《巧女戏大师》等。谭振山讲述的闯关东的故事，折射出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传统怎样借助着移民的播衍，在关外的黑土地上延伸和发展，同时，也使我们注意到，由于关外独特的地理与自然生态环境，迫使一部分关内移民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农耕生产方式而另谋生计，他们或挖参，或渔猎，或经商，使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人与土地的“捆绑”关系，在关外呈现出相对的松弛。正是中原汉民族农业文化与关东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互动，使关东地区的民间文化在构成上呈现出多元的取向。
从对包括谭振山在内的诸多民间讲述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调查者在田野中遭遇的从来不可能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讲述者知识的个性化和地方化的叙事体。如果说讲述者的知识构架是通过故事讲述展开和伸张的，那么，每一个讲述者提供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范本。
二、讲述情境对文本的作用与影响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环境的非生活的东西…我们还必须记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娱乐传奇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作用，所有这些因素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同文本一样都必须加以研究。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成长的氛围时，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3]笔者进行民间叙事调查与研究的田野体验也证实：民间叙事具有即时性与创造性双重特点，叙事活动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与意义，叙事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因此，对叙事文本的分析只有将其还原田野，扼住文本由来的那个特定“讲述情境”，将文本与其存在的“上下文”结合考察，研究才是有效的。或者说，将文本研究与文本的田野诠释结合起来，才是理解民间叙事真正含义的有效途径。
“情境”一般指称特定事件的“社会关系丛”（socialrelation complex），通常包括以下因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及意义生成与赋予。在叙事活动中，“没有固定文本约束的个人创作、个人体验、个人意志表达，以及每一个参与者包括讲述者、听者、研究者之间的理解与诠释都是个体行为，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多向互动的关系丛，可以说，整个讲述过程中的个人都有演示文化与自我的权力。”[4]一般说来，每个故事在较固定的情节之外都有一定的空间可提供讲述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不同的发挥。这是民间叙事的本质属性赋予讲述者的自由，讲述者可以因时、因地、因人、乃至因个人情绪而定，对叙事文本进行语词、内容、乃至主题方面的改动，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瑞典学者卡尔·威廉·冯·赛多（CarlW ilhelm Von Sydow）认为，每一位讲述者的讲述，都可能使故事原有的母题发生一些变化，其中部分是因为记忆的原因，部分则是为了使故事更符合讲述者自己的观点和口味。而“更加彻底的变异均是有意识改编的结果。”[5]讲述者持有的这一权力，不但导致了叙事文本异文的大量产生，同时也引发出许多文本上难以见到、唯有在讲述现场的互动情境中才能体会出的文本的附加意义。一些高明的讲述者，往往就是在叙事情境所允许的自由度内，畅快地宣泄个人情感，传达其价值观念与人生体验，展示其文化个性，并树立个人的威望。
在对谭振山多年的跟踪调查中，笔者曾走访了许多经常听他讲故事的听众，一些听众得悉谭振山能讲1000多个故事感到很惊讶，因为有些故事他们闻所未闻，还有一些故事也只有少数人听过。这种现象应该说与故事的讲述情境有很大关系。据谭振山介绍，他讲故事有“三不讲”：一是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若故事中有“荤”，点到为止。他会讲许多荤故事，但听过的人极少；二是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若情节中有鬼出现时，便故意丢点拉点，或者在后面缝合几句，说这鬼是人装的，惟恐吓坏孩子；三是人多的场合不讲迷信故事，担心给自己惹来麻烦。这种场合，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道德训诫故事。他说，教人学好的故事，给啥人讲都行。
在故事讲述情境中，与讲述者重要的互动因素就是听众。讲故事离不开听众的参与，每个讲述者的讲述都是以听众为出发点展开的；或者说，听众是叙事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听众使叙事的功能成为可能。一般说来，听众与讲述者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刺激讲述者的表现欲望 听众的反映往往直接左右着讲述者的情绪，可以说，讲述的热情是听众刺激起来的。听众对讲述者的评价，不仅写在脸上，也写在他们的行动上。
决定讲述者的表演内容 每一个出色的讲述者都是先从做一个勤奋用心的听众开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最了解听众的心态，理解不同听众对叙事的不同需求。谭振山在讲故事时，不但视听众的构成决定讲述的内容，所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人亮活儿”；而且在讲述中善于察言观色，根据听众情绪和面部表情的变化随时对故事内容进行调整。
带给讲述者精神上的满足 谭振山所在的辽宁省有100多位可讲述百则以上故事的故事家，其中一些人与谭振山一样，有着数十年讲故事的历史。笔者在对他们的调查中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喜欢讲故事，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对故事的喜爱，其中听众的反馈与支持也是重要的行为动力。对于一些讲述者来说，讲故事不仅可以娱己娱人，同时还可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平庸，获得某种殊荣。许多讲述者都将听众的认同与好评视为最高奖赏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正是在故事讲述生涯中，他们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在对讲述者与听众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故事的真正魅力并不只限于文本，还包含其讲述的过程；对于讲述者和听众来说，讲述过程的意义有时甚至胜于文本的意义。在以故事为纽带形成的讲述者与听众、讲述者与社会的多向互动中，传者与接受者各自的收获都超越了文本，得到了大于文本的种种满足。这也是有时听众尽管对叙事情节已耳熟能详，却仍然照听不误的原因。从某种角度上看，叙事活动也可说是一种小集团社会互动的显现。
在叙事情境中，除听众对讲述者具有某种制约与影响之外，研究者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研究者在田野中出现，不但使故事讲述情境中的听众成分发生变化，同时，也对讲述者构成了新的互动，这种互动往往直接作用于文本。主要表现为：
导致讲述者重新设计讲述策略 民间讲述者在与研究者乍一接触时，一般都心存疑虑。不但讲述活动放不开，回答问题也躲躲闪闪。尤其涉及到民间信仰这类敏感话题，多数讲述者要打埋伏。这时候采录的文本，一般都是经过讲述者的挑选或作了调整的，准确地说，是专门讲给研究者听的，尽管在场可能还有其他听众。如果将这一阶段采录的文本与彼此熟稔后讲述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同一个讲述者，在涉及对文本的看法方面，先后竟有很大不同。对谭振山调查之初，笔者曾了解到太平庄一带有信仰狐仙的习俗。而问及谭是否会讲狐故事时，他不但矢口否认，还说从来不信那些封建迷信的玩艺儿。在此后的跟踪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谭振山的几位故事传承人——祖母、继祖父、伯父都信狐仙，他不但从小就听这类故事，长大以后，还经常为村邻书绘狐仙牌位。终于，在笔者与其相处五年之后，再次问及此事时，谭振山坦然承认自己持有这一信仰，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许多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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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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