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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我注意到，去年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高等教育周刊》相继对您在云南中缅边界澜沧拉祜族女童失辍学问题的田野调查、创办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拉祜族女童班，以及您有关在中国如何办好民族学院的学术观点做了大篇幅报道。特别是《高等教育周刊》（2002年7月26日第A46-48版）题目很有意思，《中国关于如何最好地开展少数民族教育的论争——关键在于是保留少数民族文化还是融入主流文化》，您说过报道有些失真，并没有全面反映您的观点，我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
滕：我想您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敏感但却在以少数民族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教育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学术研究当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教育实行的是种族隔离，黑人上黑人的学校，白人上白人的学校。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冲击下，这种种族隔离制的教育体制被彻底冲垮了。美国有色人种的学生从此可以和美国主流民族的白人学生在同一个校园里、课堂上学习。这对消除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加强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阶层的学生在文化上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养成平等意识的跨文化的态度、行为及技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对美国实现不同族群的相互融合，建构一个平等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是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例如，高考降低分数段政策、双语教育政策等，这些政策为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大、中、小学校不同教学阶段上，中国政府采取了普通学校教育（汉文化教育）与民族学校教育并举的方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些民族地区建立了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民族教育体制，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少数民族学校面临着生源不足、市场就业困难从而导致的逐步萎缩的状态。在全球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的现实大背景下，如何在构建学校教育制度方面更好的实施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教育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这就是不同族群的混校与分校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的大、中、小学阶段是为少数民族学生单独设立学校或学院，还是设立普通大、中、小学，让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在一个共同的课堂和校园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校设置形式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策问题。它直接牵涉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样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牵涉到通过不同阶段的教育既能够让少数民族成员保留传统文化又能够让他们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牵涉到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由于隔离教育而产生的消极族群意识和文化自卑感的现象并建构积极的跨文化态度与行为；牵涉到如何解决主流社会的汉族学生由于隔离教育而产生的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消极刻板印象的现象，牵涉到如何更好地让汉族学生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养成善待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正确的社会道德意识。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在既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框架，又能在这一政治架构下保持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一人类面临的挑战。大多数多民族国家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里基本采取的是让主流民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共同在同一校园学习、生活，以此增加主流民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彼此交流的机会。在此框架下，对少数民族学生实施相应的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可供我们加以借鉴。
在中国多民族杂居地区建立不同族群混校和分校的问题上，我的观点是：一是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二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建立不同族群的混校是21世纪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最佳选择。其目标是培养既能保持自我文化认同又能适应21世纪的具有跨文化意识、态度和行为的全球人。
徐：您主要研究教育人类学，那么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您对人类学的教育、教学有什么建议？
滕：您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填补了人类学在教育领域里的研究空白。我们已经谈到过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承、整合和创新的机制。我们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建构了以符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而且人类也是靠文化而赖以生存的一种生物。人类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我们前辈创造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而这恰恰是文化人类学需要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这就决定了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传统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很少包括学校教育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远离所谓文明社会的原始部落，在那些原始部落当中，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尚未产生。那时的教育是一种非正规教育，隐含在所谓“他者”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类学家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基本上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的，因而产生了教育人类学这一门学科。人类学家将学校教育视为人类全部教育的特殊形式之一。随着21世纪信息社会的来临，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社会功能将越来越大，因此人类学家不仅要将非正规教育而且还要将正规的学校教育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当前，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构尚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如教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还没有完成相应的学科、教学体系的建构。它包括相关分支学科的教材、教学参考书的编写，相应的课程计划的制定与落实，教学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培训，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的普及与发展。教育人类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建议：第一，人类学要加强包括教育人类学在内的分支学科的建设，组织力量编写相关分支学科的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也可以先翻译或编写介绍国外相关分支学科的一些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然后再编写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相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第二，在各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系和相关的研究机构，积极建设相关分支学科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计划，培养后备力量；第三，加强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的师资培养，有条件的送往国外学习深造；第四，尽可能的利用各种教学资源邀请国内外人类学相关分支学科的权威学者开展学术讲座；第五，加强分支学科教材、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工作；第六，加强人类学学者与其他相关领域学者之间的跨学科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建设、发展人类学的相关分支学科。上述建议是我国人类学教育、教学的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徐：您近几年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还与哈经雄教授主编出版了《民族教育学通论》教材，另外，您还出版了专著《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该书还获得了2003年国家图书奖二等奖，以及您的论文集《族群、文化与教育》，这些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作为目前国内外知名的教育人类学家，您认为教育人类学在中国能有哪些作为？用几句简短的话来预测一下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前景，也算作是对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祝福。
滕：一门学科从起步到成熟一般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近20余年的工作仅仅是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铺了一块垫脚石，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还需要中国人类学、教育学等相关领域里的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当前，随着教育功能在信息社会的扩大和不断增强，教育问题必将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多民族的国家，如何使不同族群的成员和平共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育人类学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又由于中国社会目前还存在着族群差异、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客观上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这些差异的深层是一种文化差异。因此，作为以“文化”为核心研究概念的教育人类学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研究与指导实践的职责，这也预示了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社会有广阔的需求和用武之地。希望中国的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携起手来关注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我相信，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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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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