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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听了您上面的介绍，知道教育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请您先谈谈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情况。
滕：中国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前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称为“伪科学”，而前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中国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是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制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以至于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是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尚未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扩大关注主流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本文不在此加以讨论。但是，在此，可以以简洁的语言来陈述，民族教育学是教育人类学的一门主要分支学科。该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可大致划为三个阶段，即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1979年）；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1979年~1990年）；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 ）。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而进入了民国历史时期。此时的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成为了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民国政府为了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实施安抚政策，中央教育部及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开始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教育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当时称为边疆教育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30余年里，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而且散见在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但是，20世纪前半期的孕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中的民族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为该学科的形成与独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民族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这一阶段的发展有如下几个方面。（1）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初步形成；（2）创办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学术期刊——《民族教育研究》；（3）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规划，尤其是以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为代表的科研成果的出版，“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1991年以后，随着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化，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内容与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深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首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深化。一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关键取决于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民族教育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涉及民族教育的概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研究任务与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等。学科体系包括基础学科、分支学科以及相关学科。近几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述理论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民族教育概念新析》《论民族教育概念的形成及其范畴》等。其次是民族教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近年来，民族教育学分支学科领域研究进展已见端倪。如民族教育基础理论，除了对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基础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师范教育、民族妇女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及扫盲教育的研究外，该时期的研究成果有关分支学科著作与论文涉及民族教育语言学领域、民族教育心理学领域；国外跨文化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史领域；民族教育宗教学领域。另外，民族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人口学、民族教育文化学、民族教育法学、民族教育经济学等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展，为各分支学科走向成熟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多元化。每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不仅要考察其理论基础、学科体系是否完善，而且还要考察该学科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科学化的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初步独立阶段，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经验的定性的描述性方法，定量研究占比例很小。而且，定性研究的概括性、抽象性较差。另外定量研究主要采取描述统计法，没有真正解决所研究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学科本身尚处在初步形成阶段；二是学科整体研究队伍、学科训练、学术水准及科研能力均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这一阶段发表的大部分成果是由民族教育实践工作者完成的。他们有很好的实践经验，但缺乏学术研究方法训练和学科理论知识。随着学科研究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批经过正规学位学术训练的高校及研究所的学者们，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不同视角，或利用跨学科、跨文化的多种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民族教育学这一新兴的学科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该学科研究方法比20世纪80年代有了进一步提高，表现在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多元化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规范化。这表现在如标有引文与注解的论文逐年增多。这表明研究者开始注重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愈来愈多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如概念的阐述、逻辑推理、假设的依据及验证、结论的分析、建议的可行性、实地调查方法（田野工作）的选择及理论依据、问卷的设计、访谈的技巧等。这表明这门学科正在走向成熟。再次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单一用经验的定性的描述方法，逐步转变为采取多元方法。如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研究，在定性研究中有经验描述性，调查与理性分析法，理性思辨法等；在定量研究中，有数据描述法、问卷测量法、准实验法、科学实验法、数学模型法等。既有历史追溯法，也有现实分析与综合；既有思辨性的，也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表现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如国内、国外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民族教育的比较；跨学科的多学科系统研究方法。如根据课题研究需要，既采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社区研究法，同时也采用心理学的实验法、教育学的比较法、历史学的文献法等。总之，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多元化是当今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教育学学科基础理论与体系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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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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