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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同意这些解释，人们肯定能发现如果不求助于宏大理论，在这里，是指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以及我对投射反向概念的适度扩充，这些解释将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西班牙文化中父女乱伦投影长期流行的原因而言，值得记住的是天主教教义的中心情节包括上帝在没有征得处女的同意就使她怀了孕，又一个暗示着投射反向的俄拉克特洛厄幻想。简要地来概括：“我想诱奸我父亲但那是被禁止的，所以在投影中是我的父亲诱奸了我。相比较我母亲的惊恐，心理上的优势使得我并不内疚。这不是我的错，是我的父亲想要我。”天主教派中这个情节的流行也可以由《圣·戴夫娜传》来证明。在她母亲死后，她的父亲，一个名叫达蒙的爱尔兰异教徒酋长，想找一个女人来代替他的妻子，为此他寻遍了全世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家看到了和她的母亲一样美丽的女儿戴夫娜。他向女儿求爱，但是戴夫娜逃跑了。在比利时，他找到了戴夫娜，但是当她拒绝屈服时，他杀死了她。在结尾的分析中，女儿的死或者她把自淫的手切了下来的事实象征她最终因为自己最初的乱伦愿望而受到处罚。目前，无可否认，宏大理论的特定类型还没有被传统主流的民俗学者所广泛接受。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没有这个或其他的宏大理论，民俗文本将永远只是那种具有少量实质内容分析或者根本没有实质内容分析的文选。每一次当又一个非分析的民俗收集被发表的时候，民俗学者仅作为收集者、分类者和档案管理员的陈规又各自被强化了。
而这引起我对民俗学这门受敬重的学科衰落的第二个主要原因的关注。第一个原因，我在上文已谈到，是宏大理论的缺乏，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专业民俗学者在数量上远远不及给我们的领域带来坏名声的业余爱好者。2004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被邀请参加为纪念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诞辰一百周年而在亚特兰大召开的名为“神话历程”的会议。这次活动是由神话想象学院组织、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和亚特兰大荣格协会支持，包括疆界（Borders）音像书店和音乐、抛物线杂志以及克里斯派·克莱米基金会在内的大量团体和企业赞助。尽管有许多座谈小组以及许多关于民俗的叙事（不只是神话），出席的专业民俗学者却不多。推荐者包括故事讲述者、艺术家、电影摄制者、荣格精神分析者，还有极少数自认为是民俗学者的人。在去亚特兰大之前，出于好奇我查询了一些我的小组讨论同伴和推荐者。我很震惊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小学院里的教学人员，他们在名单上列的是民俗学教授和显然是讲授他们称做“民俗”课程的人。该课程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荣格的原型，包括J．R．R．托尔金（J．R．R．Tolkien），或者探究坎贝尔的合成词“单一神话”（“monomyth”）的表现，“单一神话”这个术语与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并无多大关联，更确切地说是基于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结合。目前除了建立法西斯极权国家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美国民俗学会阻止这样的“民俗学者”讲授他们所认为的“民俗”。罗伯特·乔治写了一篇文章，针对许多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或对该学科做过研究的情况下就宣称自己为民俗学者表示反感（1991：3－4）。人们能够想象一个不曾受过物理学或数学正规训练的人声称自己为物理学者或数学家吗？乔治同样对许多被当作民俗学者训练的人隐蔽事实声称他们从属于别的学科的行为表示失望。此时，我忍不住想向你们提供关于某个民俗学者拒绝承认他的学科归属的最坏的例子。这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民俗深感兴趣的海地流亡总统吉恩－伯特兰·阿里斯泰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被约定在校园内演讲。唐纳德·考森提诺（Donald Cosentino）那时是民俗和神话课程的主席。按照惯例在这种场合下，首先是高层官员在主席台上欢迎听众，然后把话筒交给考森提诺让他来介绍演讲者。而就在这之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学副校长私下对考森提诺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州长。我呆会儿介绍你的时候会说你是英语专业而非民俗和神话专业的主席。以免自惹麻烦。”考森提诺按照指示，在介绍阿里斯泰德时没有表明自己是民俗和神话课程的主席。这件事让我感到愤怒的不是大学副校长令人不可容忍地侮辱我们的领域，而是考森提诺没有对此表示反抗，相反他怯懦地加以默许。我可以断然地说，如果我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在台上公然地抨击副校长，我也会把他私底下跟我说的话公布出来并自豪地宣布我的职位是民俗和神话主席。换句话说，我会设法使大学副校长感到困窘，而不是他令我和我的领域困窘。这是我们学术史上的一件真正可耻的事件，《通用语》杂志上提到的第一个要抨击的事件（Dorfman，1997）。
事实是我们似乎被伪装为民俗学者的非民俗学者的大众化作家所包围。假设一个人走进像巴诺（Barnes and Noble）或者疆界这样的商业书店查看“民俗和神话”类，他会发现什么呢？必然会有许多希腊神话选或者主要容纳希腊和罗马神话学词条的神话学词典，编者所重述的——“重述”一词为专业民俗学者所强烈谴责——特别是为儿童所修订的世界各地的故事卷。最后，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书是约瑟夫·坎贝尔所编。我回想起几年前在伯克利的巴恩斯和诺贝尔书店发生的一件事。尽管我更喜欢二手书店，但我有时候也会为了知道是否有我所需要了解的新书而去逛逛商业书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找不到民俗和神话学类的书放置的地方。它显然是被移动了，因为书店经常改变书架和书类的安放位置。最后我让书店的一个职员指点我民俗和神话学类图书的位置。通常在这样的书店里，书类会被清楚地标明：宗教、社会学、自助等等。而民俗和神话学通常只简单地标注着大写的粗题字母“约瑟夫·坎贝尔”。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全部的民俗和神话学类都包含在坎贝尔的名字之下。我记得稍微能让我放宽心的是至少我的书没有一本放在那一类之中。我提及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说明对于许多文化公众而言，民俗研究只意味着坎贝尔和他的著作。至今，专业民俗学者很少谈论坎贝尔编著的大量文集。我不知道在《美国民俗杂志》上是否曾有过对于他的任何一本书的评论。这是否就是“沉默即同意”的情况？相比较别的任何途径，更多的人很有可能是通过坎布尔的著作或者他在美国公众电视网上的一系列电视讲座从而认识和熟悉了民俗问题。但是我们的民俗学者却很少谈论或根本不提及他和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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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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