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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内在框架以理性眼光来看是传说；从考据立场看，现存最早的记录只能看到北宋年间在历山上已有舜庙（见《山西通志·祠庙》）；但在当地，无论是普通乡民、地方知识精英乃至政府官员，都坚信这是真实的历史，并认为整个“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也是从尧舜时代一直流传下来，具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他们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并以实际行动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即便在“文革”严厉禁止此类活动的时期，仍冒着危险、乔妆打扮地秘密接送姑姑，很多人因此被拘留、坐牢，也都在所不辞。尽管在传说－历史的叙事框架里，两位女神其实不过是祖先而已，但在现实中她们却被扩展为一种有求必应的全能神格，当然送子之类的女性神职会更加明显一些，她们与观音菩萨、碧霞元君之类女神在神格上并无二致，却又多了一种祖先神灵的身份，这就决定了她们相对狭小却十分牢固的信仰区域。
2．地域关系的血缘化
为什么同样的两位女神要分别拥有“姑姑”和“娘娘”两个称谓呢？这里面有着辈分的差异。羊獬人是尧王的后代，他们称女神为“姑姑”；历山人是舜王的后代，他们称女神为“娘娘”。这里的“娘娘”不是皇妃的意思，而是当地人对奶奶的称呼，因为舜王比尧王要小一辈，所以历山人向来都认为比羊獬人小一辈，见到羊獬人都要喊“表叔”或“表姑”。当然这只是原则的认定，具体现实中由于年龄辈分的差异，通常都含糊地互道“亲戚”。因此，这两个差异甚大的村民聚落从外观（etic）来看不过是地缘关系，而在民俗内观（emic）里，却纯然是血缘的关系。
这种血缘关系是超历史的。当地有一个说法，这两个聚落之间自古以来从不通婚，因为本身已自认为是“血缘亲属”了。其实，即便这种血缘关系是真实的，按照中国传统，“五服”之外就被视为血缘关系中断，可以互相通婚了。所以，当地互不通婚的习俗反而显得非常特别，仿佛现代民众跟远古尧舜时代直接挂钩，中间漫长的历史变成空白而被轻易跨越了。这一现象与其说是女神信仰的笼罩力度，不如看做是当地信众对该信仰合法性的努力营造和证明。
这种血缘化了的地缘关系借着信仰的媒介，甚至弥散到了羊獬与历山之间的其他村落。在“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线路上，许多村落也生出了相应的传说。比如，当年娥皇、女英共嫁一夫，据说引发了“争大小”的矛盾。舜王为了调节两姐妹的纠葛，就让她们比赛谁先回到羊獬娘家，姐妹俩一个选了骑马，一个选了乘车。结果骑马的半路上马要下驹子，乘车的半路上车坏了，都耽误了时间，最后同时到达，不分胜负，现在的南马驹、北马驹、车辐村等村名就是因此而来。还有一些村落名称上没有什么特别，却有其他关于女神的灵验传说，比如西乔庄行宫传说。而这些因着各种缘由与娘娘相关的村落居民，也统统成了羊獬和历山人的“亲戚”，他们像历山人一样视羊獬人为长一辈。传统的“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有古今两条路线，并有来回不同路的传统。以现今走亲的固定线路而言，其间涉及两个县（区）5个乡20多个自然村，各村或有娘娘神庙，或只设香案锣鼓接驾，他们或负责全部食宿、或专门负责“腰饭”、或沿途供应茶水点心请走亲人员随意吃喝，虽然对娘娘的供奉程度和形式不同，但对于“亲戚”的认同感却是没有差别的。
其实，即便是羊獬人也无法与尧舜真实地联结起来，据采访所得，现在羊獬村的居民没有一户自称土著，都称是从外地迁入的。唯一提供家谱实物的闫姓在羊獬村算是根底最深厚的姓氏之一了，该谱记录了从最新去世者上溯的16代谱系，证明其本地居住历史在四五百年左右。这一现象可以证明，姑姑的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依附性，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定居于此，就自然进入了该信仰体系之中，成为“亲戚”中的一员。相反，本地迁出去的人士，一般都不再持续该信仰，因为姑姑的神像不像观音那样可以家家户户供奉一尊，而是必须经过走亲之后，在神庙里焚香请神回家，迁外人员无从实践。可见，该信仰与地域走亲仪式的粘连性是异常牢固的（图5）。
3．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尧舜时代向来被描画成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具有强烈的制度文明的象征意味。但是在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里，尧舜高度的政治文明只是一个虚悬的伟大框架，人们认同它，景仰它，但未必亲近它。真正在习俗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却是两位娘娘，供奉迎接，都只有她们姐妹俩的事，尧舜作为他们的父亲和夫君，只是被礼节性地照顾到罢了。她们在典籍的叙述里只是尧试验舜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但在民俗信仰中却是关心民谟、可亲可近的慈爱化身，这是民俗文化不同于官方文化的特殊选择。这一点，在羊獬的神庙格局上有充分的体现。在有点模仿紫禁城外部形态的“唐尧故园”里，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由南向北紧密安排着献殿、尧王殿和尧王寝宫，献殿之前是一个面北的戏台供尧王夫妇观赏娱乐。但是在献殿和戏台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广场，广场东侧坐东面西的是姑姑庙，看上去只是尧王的配殿，但可资注意的是，在姑姑庙的正对面却有一个高大牌楼，额题“圣德门”。牌楼是门中之门（唐尧故园本有城门），从这个门楼进来，姑姑庙却在中轴线上。这样就构成了南北向和东西向十字交叉的两个中轴线，恰恰暗示了庙宇群落具备两个中心，南北向是政治文化的象征，以尧王为中心；东西向是民俗信仰的象征，以两位姑姑为中心。事实上，前一个中心是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的要求，真正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重要仪式活动，几乎都在牌楼和姑姑庙之间举行。
其实，便是尧舜本人，在当地民众的口头传说和信仰活动中，也更接近于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比如尧王之所以访贤得舜，据说是看到舜耕历山时，用黄牛和黑牛犁田，舜舍不得鞭打牛，就在牛后面挂一个簸箕，牛走得慢了就敲簸箕，这样两头牛都以为鞭打对方而各自惕励（据说“威风锣鼓”就从此起源）。尧王觉得此人恩及牲畜，一定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才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甚至舜的后母也被落实到走亲线路上的韩家庄，有意思的是，韩家庄人并不反感，他们认为后母确实对舜不好，但毕竟总还是“亲戚”，因而照样接待走亲队伍。更不用说围绕着两个神女，还有很多类似争大小之类的凡人苦恼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象是獬的在场与皋陶的缺席。獬，在大传统里被看做是司法公正的象征物，是皋陶执法的得力工具。但在整个信仰体系中，被公认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清明大法官的皋陶并没有太多表现，他所在的士师村尽管与羊獬相去只有10华里，也没有加入走亲的仪式行列。反是獬在当地信仰中具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它是整个传说体系的开端。不过，羊獬村虽以獬得名，却只关注它的神异性，并以此牵连出女英的神异出身，它本身的政治符号尽管依旧存在（当地人也大多敬重其明辨善恶），其实并不显眼。
那么，这是不是表明主流文化与民俗文化背道而驰、各异其趣呢？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说，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建构一个完美和谐的人间世界，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其现实功用，因而更关注政治制度之类宏大宣叙；后者不必负载这么重大的使命，他们着力营造的是村落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达成，在民俗思维里，最合适的莫过于建构出血缘化的“亲戚”关系了，但是现实的“亲戚”关系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于是必须求助于传说、历史和神灵，在更高更远的层面上，重新建构一种“亲戚”的纽带，然后回射到现实世界，就会产生更广泛更持久的效力，这或许正是该习俗最深刻的情怀和功能吧。
进一步说，主流认同的以炎黄为共祖的民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思维呢？早在战国秦汉之际，为了替大一统格局寻找合法性依据，以便将迭经战争、充满恩怨情仇的不同部族人群更好地共存一宇，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努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史记》，在这部被公认为正史开端的伟大著作中，其开篇的《五帝本纪》，就是从各地、各部族纷繁的历史传说中遴选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来，并隆重地把他们说成是同一血缘，甚至紧接其后被认为信史开端的夏、商、周各民族始祖，也被编织进了这一血缘关系的“族谱”之中，由此催发同根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这一“族谱”，2000多年来都被主流认定，也被广大民众信奉，逐步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及其内在凝聚力。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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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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