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早在1977年发表于《屏幕》杂志的《文化研究的评价》中，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就指出了界定文化研究的困难乃至不可能，以及文化研究的知识构成的混杂性：“在任何精确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度困难的。给文化研究划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领域的观念、方法和关切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标签下杂陈在一起。”①20年以后，斯道雷接着指出：虽然有文化研究的各种学位、杂志、会议等等，却没有精确的“什么是文化研究”的答案。②但尽管如此，关于“什么是文化研究”的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像我们一方面认为“美”是不可定义的，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给“美”下定义一样。研究这些定义的目的不是要从中寻找个“正确的”，而是借此询问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出现或者流行这样一种定义？
一 清理历史和反省当下
把握一个学科或一个难以归入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个领域）的方式之一是回顾它的历史。即使是人们在当下遭遇巨大挑战的时候，其主要回应方式之一也是不断回到历史，通过清理历史来反省当下。回顾历史常常是因为当下知识在回应环境挑战时的无力感，它同时也意味着对未来知识图景的另一种构象。这一点也适用于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研究历史谱系的描述已经很多，这种描述本身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当然，它也成为许多文化研究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实际上，许多所谓的“理论”问题正是借助历史研究而提出或深入或得到修正的。
众所周知，斯图亚特·霍尔对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方法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归纳。在《文化研究：两种范例》等著名文章里，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应该避免任何关于“文化到底是什么？”的定义，也不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偏爱。这种多元论倾向获得了众多文化研究者的赞同。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就是逃避与拒绝学科规范。这使得文化研究者缺乏界定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的意愿，也缺乏方法论与研究程序上的连贯性。出版于1992年的最有影响力的会议论文集之一的《文化研究》的编者们在“引言”中坚持和重申了这种立场，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排除在外。③
保罗·史密斯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却试图通过对霍尔此文的批判性解读，通过对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重新反思，来展望文化研究的未来。作者在文章中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对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反学科化和多元化取向提出了质疑。史密斯认为：反学科和多元论的立场在文化研究领域里已经被极大地内化，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任何向着一种“学科化”的文化研究的转移，都会被认为是独裁主义的，是与文化研究对立的。但是倡导文化研究的这种开放性、松散性或未完成性，其代价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一种充其量是“折中主义的努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变成了“无原则的知识努力”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Grossberg）曾经认为，文化研究虽然是反学科化的，也不先验地界定自己的对象与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特点正是体现在它始终坚持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灵活地选择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是保罗·史密斯还不满足于此，他指出，格罗斯伯格的这种解决方法可能导致一种“观望的方法论”：“知识的对象将自动地证明适合它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方法和智力活动可能以某种方式凭空产生，以便应付各种变化着的情况和各种现象。这样一种观点把对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神秘化了” ④，文化研究“没有任何集中的对于对象的界定，却有一种相当于‘一时心血来潮的’或机会主义的方法论，文化研究于是就只可能根据它所探讨的各种话题来证明它自身。换言之，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在其中，选择特定的话题或论题最终要比选择方法或程序更为重要”⑤。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的必要性，通过复活马克思主义以重新激活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诞生伊始，它曾经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与对资本的分析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后来越来越被人淡忘。作者认为，这种结合在今天看来应当处于对文化的一切严肃思考的核心。特别是在美国，人们热衷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文化研究大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最为经常地被人重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包括：马克思主义是“简化论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立场的强调必然会排除对主体性的其他形式——尤其是对种族和性别——的能动研究。他认为，回避文化生活中的决定关系导致文化研究满足于对挑选出来的各个孤立主题以及彼此分离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行孤立的处理，而无法使得这些主题和要素与生产方式建立起重要的联系。史密斯还认为，对于决定关系的刻意回避导致了文本主义的倾向，使得文化研究的对象或事件“作为‘文本’而被处理，与它们产生的场所或各种条件没有任何必然关联”。在作者看来，必须创造一种能够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能够分析生产的不同层次之中和之间的各种决定性过程的新文化研究形式。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任何文化形式或任何一种文化制品、文化事件是独立存在的。相反，文化现象不是各种独立存在的文本，它无法逃避杰姆逊所说的“总体性逻辑”。
清理文化研究的历史叙事和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常常联袂进行。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的《解构中心：文化研究在英国及其遗产》即属此例。关于文化研究的起源，作者认为，一般关于文化研究历史的叙述都开始于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这些书都出版于50年代晚期，而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则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化研究机构。在作者看来，虽然某些个人（暗示威廉斯等）在某些特殊时刻是重要的，某些机构（暗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确会成为某类特殊的知识活动的焦点，但这种叙述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强调学术文本的出版，认为这些文本“生产”出了文化研究。作者的观点正好相反：这些学术文本本身是“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起，在成人和工人教育学院内部产生的、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⑥ 。在30~40年代，对最早的“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研究”首先指的是成年工人教育，而推动成人教育事业的则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性的期待：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这促使许多教师将工人教育和日常生活分析当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工人成人教育是一种扎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教育实践方式，而正规教育从来没有向人们提供过这种教育。正是这种成人教育提供了文化研究的发生背景。他引用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的话说：“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凤凰”⑦。
与此相关，关于英国文化研究历史的叙事常常是以牺牲英国文化研究的差异性、多样性为代价而确立的。比如，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叙述常常忽视性别问题和种族问题。为了理解文化研究出现的背景，必须了解英国在战后时期出现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变革，特别在那个时候，由于严重缺乏重建基础设施的劳动力，英国从自己以前的殖民地招收许多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护士和医生。因此从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而来的移民，决定性地改造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但是由于传统的、权威的文化研究著作对于民族问题的忽视，由于他们对于文化研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缺乏必要的警惕，以至于没有能够建立真正多元的文化研究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学者格瑞姆·特纳（GraemeTurner）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一文是对于上述观点的呼应和深化。如果说卡林顿的文章强调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特纳此文则采取了国际视野，它讨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以及它在其他政治或民族语境中的适用性。特纳指出，英国的文化研究正在机构化，它正面临成为一种教学法事务而不是一种批判性或政治性事务的危险。英国的文化研究曾经致力于抵制与反抗普遍主义，为此，它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新的学科，更反对自己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新的正宗或普遍话语；“而现在，却的确存在一种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输出与发展而造成的普遍化动势。”⑧他援引了鲁思文（K.Ruthven）关于威廉斯的《关键词》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鲁文批评了《关键词》一书隐含的普遍主义，指出：对于这些所谓“关键词”的辨析行为本身就是“阐释过程的产物”，而这个阐释过程则是“为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服务的”⑨。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地特殊的。对于这种特殊性，威廉斯本人可能不会否定，但是此书的广泛传播以及威廉斯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他的工作被赋予了普遍主义的含义。特纳通过大量的分析表明，《关键词》一书的“正宗化”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已成为对澳大利亚的文化差异性的遮蔽与压抑。如欲解除这种遮蔽与压抑，就必须把英国的文化理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殊性中重新语境化。比如，通过比较的、对于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化“关键词”的辨析才能重新发现这种差异性。特纳提请我们要特别关注文化理论——特别是逐渐被人们当做“正宗”加以接受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理论——与生产它们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比它自己承认的要更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⑩。而一种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它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就会普遍化、自然化，从而阻挠新的发现与突破。
从语境化的角度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视点当然是地方性的（虽然它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然而这种英国式视点常常被无意识地普遍化。比如，在传媒研究中，特纳发现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英国电视的文本与结构特征既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地，它们是标准式的；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只是提供了这个标准的“变体”。在70年代许多关于新闻与时事的研究中，对于英国传媒的指义实践的研究被认为是对于一般的传媒指义实践的研究。它把其他传媒系统综合到英国传媒的变体中，后者的历史、政治、社会特殊性被忽视。
特纳把这种倾向称做“盎格鲁中心主义”。英国的文化研究只说“大众文化”而不说“英国的”大众文化，只说“电视”而不说“英国的”电视。英国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与欧洲的中心自以为是地向世界各地发表演说与“指示”，而“边缘”地区的视点是很少被考虑的。其结果常常是悖论式的：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被搬用到不同的语境中时很可能丧失其批判性与边缘性，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比如，在谈到英、美两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时，特纳说：
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抵抗策略的新理解，以及这些策略在大众文化的界定领域的启用，等等，都是英国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纠偏的发展。不过，这些理论向美国的传播似乎加剧了一种已经十分重要的文化乐观主义的发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11)
熟悉英、美两国文化传统的人自然知道，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传统比较深远、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比较严格的国家，其大众文化（注意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在70年代之前带有精英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于大众观众的积极性、能动性的低估。70年代以后，以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理论家试图扭转这个传统，倡导大众观众在文化的接受与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建构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12)但是，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在美国却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因为美国文化本来缺少精英主义传统；相反，大众文化在整个文化中的比重很大，乐观的大众主义盛行不衰。在这样的语境中，费斯克等人的理论“出口”就失去了其在英国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特纳最后重申：“我的目的始终是强调有必要承认，即使是理论也有某些历史的定位与特定的语境，理论就是在其中为它特定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就是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但是至今为止我们没能质疑这种支配的本质与结果。……文化研究可以从边缘得益颇多，它应当尽其所能去研究边缘文化的特定状况要求修正来自别处的解释的途径。文化研究的这种扩展至少可以阻止新的普遍主义的发展。”(13)特纳的文章虽然是针对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写的，但是却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相比于澳大利亚，中国的语境更具（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而言的）特殊性，而中国的学者对此的认识却相当不够。(14)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07年第01期
【本文责编：思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