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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霍尔的文章，总之可能把它逼得太紧了一点，尤其是考虑到公认的它的图解性质。但是，我试图从中引出的各种论点，对我来说仍然是文化研究内部某一系列问题中很典型的。如果我强调了方法论问题的话，那么这并不是我十分头脑简单地以为，为了重新发现它本身，文化研究就需要能确立更加严格、在知识上更加坚实的各种草案和程序。我“确实”认为，但也指望：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还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称赞的各种分析，一直在按照错误的设想进行下去，即要提出某一系列被认为的论题方面的问题，就要强迫学习政治。换句话说，为了进行推广，文化研究工作似乎经常都设想：进行文化分析和评论，就等于进行政治分析，甚至等于政治干预。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就被理解成了一种自动的约定，被理解为某种智力活动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迸发。如果我们接着转向文化研究所声称的在理论上或实践中与现存的各种政治规划有什么联系的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理解到，发现任何这样的联系，都全然不受人欢迎。例如，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与新工党的支配地位之间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新时代”和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它对撒切尔主义称赞有加；[10]或者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政策倾向与该国劳工政治的侵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美国的文化研究与个人主义的各种形式和身份政策之间的关系，它们与那个共和国历史上长期的反动思想倾向有着共鸣。这些都是一些我并不试图在这里回答的问题，即使它们肯定是文化研究必须要追问的问题。[11]而看来特别合适的是，尤其是在英国，文化研究不仅认为政治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经常主张与一种有机的抵抗政治的联系。
也许，同样的情况是，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试图提出各种方法，文化研究可以用它们来使自己的政治观念恢复元气，甚或开始为这个领域草拟一项新的政治议事日程的任务。或许正在对这种追求起作用的，是要表明前进的道路，而在我看来却是一条后退的道路。那就是说，在文化研究的过去的某个地方，有一种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以及与对资本的分析的结合，在我看来，它们应当处于对文化的一切严肃思考的核心之中。我的确认识到了：对很多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这样一个建议可能只会引起一阵消沉的认可或厌烦的呻吟之声，因为从表面判断，似乎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地位的争论，都已经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实质上不在场。
当然，这种不在场的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实际上，柯林·斯帕克斯对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描述，首先就表明了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们”相对薄弱的或者使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包括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即使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余波影响下的文化研究中获得了某种声望，尤其是在阿尔都塞著作的影响之下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但这却是四处寻找理论工具的更加普遍得多的折中主义的一部分，并且总的来说几乎立刻就被霍尔所采用的葛兰西的自由主义的和选择性的观点所掩盖了，要不就是被拉克洛和穆菲在他们很有影响的著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所散布的葛兰西几乎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掩盖了。[12]拉克洛和穆菲的著作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几乎无法被低估，特别是在美国，在那里，对想象上的马克思主义倔强的本质主义的攻击，被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们大量地接受了，对他们来说，围绕着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更多的是想象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气息，在一个迫害赤色分子依然是流行运动的语境里，早已成了一桩使人为难的事情。
不可避免地，在储藏丰富的后结构主义的厨房里，也可以发现很受偏爱的文化研究的折中主义趣味，而后结构主义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很容易被人们接纳。如果看看论述当前这个领域之状况的文集《可疑的文化研究》之类的近来文化研究的各种元评论，那么这种削弱几乎就是整体性的。[13]在这部文集里，在被认为最为犀利的10多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被提到的次数很少，后来甚至就像一件历史上的珍奇之物一样（例如，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甚至像尼古拉斯·加纳姆（某个长期坚持政治经济学对于一切文化研究之重要性的人，他在文化研究内部或多或少被人忽略了）和道格·凯尔纳（论述了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用处）的贡献，似乎也受到约束而没有提及带有“马”字的词语，就连他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而进行强有力的论证时也一样。
文化研究中标准的、或者说最为经常被人重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很可能是双重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既是“简化论的”，又是“经济决定论的”。这两种指责依然被当作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捷径——尽管对它们来说还要加上这一主张：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立场的强调必然会排除对主体性的其他形式的能动研究，尤其是对种族和性别的能动研究。这样一些主张大多不过是浮夸的，拿我来说，它们暗示了一种我几乎从未发现过的马克思主义，但它们无论如何都被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在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当在一种话语内部提出这些指责，而那种话语甚至明显不能开始在文化过程之中来思考决定论的问题之时，那么这些指责总的看来都特别成问题——而这甚至还没有考虑来自“奠基者”之一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激励，他的著作最终坚持需要建立“不同行为之间真正的决定论的秩序。不可怀疑的是，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决定论的秩序……对于认识到各种真正不同的社会秩序来说，这是必要的理论基础”。[14]
对文化生活中的决定论的理解——当然，还有对过度决定论之层次的理解，确实仅仅是由文化研究造成的知识的巨大鸿沟当中的一条，但却是一条重要的鸿沟。我可能回想不起有哪个文化研究的文本特别反对威廉斯所提出的“必要的理论基础”；而这也许是因为一旦人们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幽灵，那么思考解决决定论问题之方法的那种可能性就消失了。甚至更为紧要的是，缺乏出自文化研究的分析定位，就认可了对于在主题方面经特殊挑选出来的、或多或少彼此孤立的各种文化要素的处理，或者说，至少是作为离散的各种存在物，它们的语境关系与生产方式没有重要的关系。也可以说，在极端的情况下，这样一种缺乏，认可了一种就各种文化对象或事件而进行的理解工作，那些对象或事件在实质上作为“文本”，与它们产生的场所或各种条件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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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8-05-03 09:32:0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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