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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种立场在这一领域里已经被极大地内化了，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信心宣称：文化研究不需要界定，因为它是反学科性的或非学科性的，其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提供知识自由的能力。实际上，随着争论的展开，向着一种“学科化”的文化研究的任何转移，都会构成用一种话语对规划进行控制，而控制的概念在其中一开始就被理解为独裁主义的，因而是以某种方式与文化研究对立的。倡导文化研究工作的这种开放性、松散性或未完成的特点，因而成了一种彻底解放了的知识规划的标志。
霍尔在其文章里所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立场——这是我要人们引起注意的他所作出的第二次转移。霍尔首先以对文化的最为模糊的界定为武装，接着主张说：文化研究获得自身的特殊性，根据的是它的并非必然的定位、它的各种灵活立场和它的自我反省。可能毫无争议的是：这些特点确实有助于确立我们所知的文化研究的特殊性，但是，其代价却是并非无足轻重地把文化研究变成了一种充其量是折中主义的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变成了无原则的知识方面的努力。正是这一观点，才导致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他坚持认为，文化研究要并且始终要受到其外部的影响，或者说文化研究的工作性质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受到现存的各种关注的支配。[6]用这种观点来看，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或许成了当前知识生产的惟一形式，而这又显而易见地证明了知识生产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历史方面是偶然的；于是，让文化研究本身受现存的各种关注的支配，就是要拒绝使它有可能突破知识的意识形态建构而成为霍尔本人所称的“各种有用的知识”。
同样中肯的是，对这种有点反动的态度的种种设想——我把它叫做一种观望的方法论——就是：知识的对象将自动地证明适合于它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方法和智力活动可能以某种方式凭空产生，以便应付各种变化着的情况和各种现象。这样一种观点把对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神秘化了，在我看来，这种神秘化是这种论点为有意要购买的东西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即购买个别学者或研究者的自由以追随其踪迹，却没有学科的约束。显然，这样的方法论上的自由使各种知识结果遭受了损害。
从知识方法的观点来看，这一切都使文化研究只有一个地方可去。没有任何集中的对对象的界定，却有一种相当于“一时心血来潮的”或者仅仅是机会主义的方法论，文化研究于是就只可能根据它所探讨的各种话题来证明它自身。换言之，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就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在其中，选择特定的话题或论题，最终要比选择方法或程序更为重要。而这一点确实被霍尔文章里的第三次标志性的转移说明了，当他对程序问题或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被转移到对论题的大量关注之上时，这种说明就恰好呈现了出来。在霍尔的描述中，文化研究明显被变成了一项有关论题的事业。在这篇特殊的文章里，享有特权的论题是种族和族性，它们形成了这一领域的实质性要点。我想强调的是，我指出了霍尔方面的第三次转移，但并不是说种族和族性不属于文化研究所考查的特有对象。它只不过要提出，假定有我要考查的历史和各种设想，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这个话题或者与它非常相似的某个话题，就应当同时形成了这个领域的一个类似界定的要素，正如它所要避开的任何特定的或“整理过的”探讨方法一样。
这并不是说霍尔探讨所选论题的方式完全是外行的，也不是说他不试图概括一种可以公认的文化研究的方法那样的东西。他为了探讨种族问题而借助的那一套基本观念，包括了一种可以预见到的巡视，即围绕着法农的现象学图式和一些相关的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对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旁涉。显然，这些参照点在那本小册子里是为人熟知的，文化研究很多年来一直都在兜售它，而这些参照点与符号学分析的各种形式平起平坐，其中大部分源于经由罗兰·巴特传播的索绪尔，它们作为一种普通方法论的标志，在这个领域里数十年来都没有受到挑战。为了看出这些参照点所扎的根有多么深，人们只需要看看最近几年里以文化研究的标题出版的那类著作。霍尔所编造的法农与精神分析学的轻率混合，是对自我与他者的一种相当“心血来潮”的图解，此后便被霍米·芭芭引向了其知识上的各种极端，并在最近被凯文·史蒂文森引向了其最纯粹的陈词滥调。[7]坚持意义分析的符号学模式，在以下这类著作中甚至都非常明显，它们近来都被称为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重新铸造，例如收集在安杰拉·麦克罗比的《回到现实》里的那些文章。也许，符号学模式之影响顽固守旧的本质最为强烈的迹象，要到开放大学最近出版的两本教科书里去寻找：由斯图尔特·霍尔本人编辑的《表征》，和《学习文化研究》，后者是这个领域的入门书，它的编写围绕着扩大了的对“索尼”牌随身听的个案研究。在已经提到的三个文本中，可以说每一个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巴特式的符号学，它们很少顾及到对这样一种意义生产模式的大量批评，并且也很少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理论。[8]
无论可以就我对那本文化研究的小册子的看法说上别的一些什么，都很容易看出：它所包含的那些参照点建构起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既是折中的，又是狭隘的，它最为经常调动的很多成分到现在已经被暂用了很多年，却没有认真地补充或重新考虑。总之，很难把这一套坐标夸大为近似于一种有条理的方法论的任何东西，即使它是大多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们的一套指南。面对这样一种情景，很难坚持马罕·莫里斯就她所称的文化研究中的陈词滥调而发表的言论的准确性，各种理论坐标有限的、折中的范围，有可能产生和再产生一种文化研究的样板文章，在其中，可以就文化生活中的任何对象说出一些在实质上相同的东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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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8-05-03 09:32:0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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