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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要证明，在一种恰当的、更加有限制的用法方面，“体制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没有其价值。麦肯齐·沃克已经论证了：马西娅·朗顿是“一个非常‘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她的知识的增长直接出自各种特殊的斗争和她用以确证自己的群体的组织形式——土著民族”，他还注意到，她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包含了“行政官员、鼓动家、演员和人类学家”等角色（1994年，第23页）。约翰·弗劳和米格汉·莫里斯把这种看法加以普遍化并且提出，如果体制知识分子的概念脱离了“那些幽灵般‘浮现的’历史主体”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有助于阐明按照各种工作模式“由真正的澳大利亚知识分子们发展起来的真实的实践”（1993年，第25页），那些工作在一个国家中部分地有体制的基础，部分地有支持者的基础，其政治传统和有限的资源允许在不同体制领域里工作的知识分子之间有大量的交叉与交流：学术部门，文化机构，政府。
在这样一种语境里，文化研究与体制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在学术机构、政治上的议事日程和支持者之中实施的各种教学与研究形式之间发展起来的各种最有用的关系，它们一般都是在社会中与不同社会冲突的领域的关系内形成的——可以得到重新阐述。因为用这种眼光来看，它就再也不是一个试图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之下把不同运动调和成一个历史集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每个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都试图成为体制知识分子的问题。确切地说，它关注这一工作——文化分析与教育学——的各种形式的发展，它们可能有助于与如此被界定的体制知识分子的工作有联系的政治和政策议事日程的发展。当然，按照这样一种理解而产生的工作会指向很多方向。不过，它所指向的方向之一将是官僚政治。因为它经常处在官僚之中或者与之相关——那就是说，在其最宽泛意义上的统治机器——所以体制知识分子的工作便受到了操控。
在我向杰姆逊所评论的论文集投稿时，我心里考虑到的就是这种问题，我提出：在文化研究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需要开始同“国际学校协会谈话”。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论证，倘若它渴望一切社会运用的实际形式的话，那么绝对必要的就是，文化研究要与现存的实际见识、议事日程和支持者打交道，它们在文化政策论争与形成的不同领域里很明显，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文化与媒介机构的实践所构成的。杰姆逊就这个建议进行了争论，认为虽然这会“在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小国里有着某种关联”，但在美国却没有任何适用性，那里的大多数站在“左边”的读者（无论现在在哪里）都会发现这个建议“令人讨厌”（1993年，第43页）。他相似地受到了伊恩·亨特的建议的烦扰，亨特提出，到这样的地步，文化研究依然陷入了美学批判的气流之中，一旦它超越了典型的艺术才能令人鼓舞的幻觉而使自身关注其他文化领域，那么它能提供的东西就相对很少。他因此发现以下的段落是“真正令人扫兴的和滑稽的”（1993年，第43页）：
到其他那些领域去漫游——去律师事务所，媒介机构，政府部门，公司，广告代理商那里——就是要作出一种严肃的发现：它们早已经充塞着它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它们还在查找，并且说：“是啊，你能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些吗？”（亨特，1992年，第372页）
因此，这里的意见分歧是真实的和实质性的。一方面，文化研究引发了赞同去理解知识分子的工作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通过实践越过现存的社会行政管理的各种形式，以便更加直接地与不同种类的社会运动相联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被力促要找到一种解答官僚主义问题——“你能为我们做什么？”——的途径，作为将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社会行政管理领域联系起来的一个前提，不同选区的居民的社会与政治要求在社会行政管理中被转化成了可行的管理意见。人们公认，这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有点极端化的方式。然而，我认为，这些意见的确清晰地概括了当前就文化研究应当选取的未来方向而进行的争论中至关重要的关键问题。
不过，我在这里不会进一步纠缠杰姆逊的评论，要把它们搁置起来。因为很清楚的是：通过它们说出来的东西，恰恰就是美学和世俗、文化与政府实际事务的世俗关注之间的分离，那正是浪漫主义美学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其在当代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怎样说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在“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小国”里发展起来的工作看成是一种否定性的模式，他认为“同国际学校协会谈话”的前景是令人讨厌的，即便他也在其中的一个机构里工作，而且他在可以在学院中进行的工作与在学院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里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之间，看不到有任何可能相互影响的领域？或许，在美国的语境里去看时，这种观点才可以理解，在美国，高等教育部门的绝对规模与处在其中的各种私人机构的重要作用这两者，都提供了那种体制的条件，它们让批判性的争论在一个半自治的领域里流传，而那个领域似乎脱离了那些政府和行政部门。然而，在美国之外很少有什么地方有相似的条件，因此，美国之外的本土知识分子的传统很可能被证明比美国自由主义的激进观点更加适用，而美国自由主义的激进观点现在已经损毁了这个领域里的大多数争论。在杰姆逊的评论里，他正确地注意到了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现在经常“被援引来为许多罪过（或德行）提供道德上的支持”（1993年，第22页）。如我早已指出的，在威廉斯把文化理论化的很多方面都明显可见浪漫主义传统的遗产。不过，严格地说，他的著作比这样一种评价更为复杂和更具多面性，这会使人想到，正是根据威廉斯的矛盾心理，我才可能采取我自己最后的与政策问题相关的姿态。
因为当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里开始他对浪漫主义传统的认真思考的历程之时——这一历程从来就没有真正结束过，他就不仅仅因为其有选择地界定文化的精英主义而批判过它。他在当时正好警觉到了强大的反实践和反改良主义的潮流，它们可能产生于浪漫主义所倾向的总体化的批判形式。他也努力地使自己脱离那些知识分析和参与的形式，它们使人想到有可能超越真正卷入那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议事日程的需要，而那些改革确定了当下现存的政策进程和关注点的有效眼界。他因此扼要地贬低了这一观点：高高在上的文化顶层会提供一种优越之点，据此可以超越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种种世俗性。这确实是威廉斯有心要反对的浪漫主义的基本张力：
注重那种贬低科学的文化；注重那种把政治当作狭隘和肮脏的精力误导而一笔勾销的文化；注重那种似乎是以自命不凡的言辞进行批判之方式的文化：所有这些，都是阿诺德及其后继者们经常不熟悉的，它们适合于培养和发展一种早已极难克服的对立。文化的观念重要到了不能向这种弱点屈服的地步。（1963年，第135页）
威廉斯接着说，正是阿诺德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的观点，与他没有找到他那时代的社会条件里这一过程的适当证据之间的张力，才导致了把文化变成一种日益抽象和先验的评判标准。威廉斯论证说，结果就是一种完全残缺了的矛盾。如他指出的，“文化变成了各种机构、取代和改善过程的最后的批评家，然而它在根本上也超越了各种机构。”（1963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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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8-05-03 09:32: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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