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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关于“话语”的概念的两种主要的当代路径——后结构主义的路径与福柯主义的路径，并将它们的诸种理论根源追溯回康德主义的先验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索绪尔主义与后索绪尔主义的语言学。它也处理了这两种思潮对于政治的概念化所带来的各种后果，包括葛兰西主义的领导权理论（拉克劳与穆芙）、对于意识形态、主体与认同化的拉康主义路径、以及福柯主义对于权力的概念化。
“话语”（discourse）的概念——它乃是在关于政治分析的一些当代路径中发展起来的——的诸种遥远的根源，可以在那被称作为现代哲学中的先验转向（the transcendental turn）中找到，比如，那种主要不是处理各种事实而是处理它们的各种可能性的条件/状况（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的分析。一种话语路径的基本假设是，感知、思想与行动的可能性，乃建立在某个先于任何事实直观性而存在的有意义的领域的结构化之上。作为对经验之可能性的各种条件/状况的调查的一个先验研究，始自于康德（Kant）。对康德来说，空间、时间、以及理解之诸范畴，在现象界的构建中构成了一个先天（a priori）的向度。在二十世纪早期，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严格地区分了一种针对各种事实的直觉与一种针对各种本质的直觉，并声称后者是由所有的“给定物”构成。不过，这些古典的先验路径在两个关键的方面，与当代的诸种话语理论不同。第一，在像康德那样的哲学中，“先天”构成了超越所有历史变化的一种思想的基本结构；而当代的诸种话语理论则是非常历史性的，且试图研究这样一些话语场域：这些话语场域历经着各种时间性的变化，尽管它们具有着先验的角色——比如划分“经验的”和“先验的”那条界线，乃是一条不纯的、不断有着各种位移的界线。第二个区别性的特征是，在各种当代的路径中，“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s）的概念乃是建立在一种关于结构的概念之上；这种结构的概念受到索绪尔主义与后索绪尔主义的语言学的全面影响。
即使在这个非常一般的特征描述中，我们仍必须区分两大类话语理论：前一类是同结构语言学领域中的各种转型紧密相关的那些话语理论，而后一类则是同结构分析的关系比较远、且没有经过一种针对索绪尔主义关于符号之概念的内部批判的那些话语理论。第一个路径以广义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而第二个路径则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学派的研究为代表。我们将接连讨论这两个思潮（I），并随后处理对于政治的概念化（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s）而言，这两种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后果（II）。
一、诸种话语理论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最初在1906年至1911年间于日内瓦讲授的三堂课程中提出的语言学理论[1]，扭转了关于符号（the sign）的概念，它现在被认为一个声像（能指，the signifier）与一个概念（所指，the 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根据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围绕着两条基本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第一，在语言中，没有各种实定的（positive）词，只有各种差异。要理解“父亲”一词的意义，我必须理解“母亲”、“儿子”等词的意义。这一关于语言的各种认同（identities）的纯粹关系性的、差异性的特征意味着，语言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它元素而被定义。第二条原则是，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换言之，系统的每个元素通过关于它和其它元素的各种组合与各种替代的诸种规则，而被排他性地定义。用索绪尔的类比来表示：如果我用一些大理石、或者甚至是纸张，来代替棋盘上的那些木制棋子，我仍能下棋，只要规定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在这个由各种纯粹形式的规则所支配的、完全差异性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个严格的对应性（isomorphism）：构成一个词的每一组声音，和一个且只和一个概念相对应。能指的秩序与所指的秩序，彼此严格地重叠。
但对索绪尔来说，对于发展一个关于话语的语言学理论之可能性来说，存在着诸种严格的限制。从一个索绪尔主义的观点来看，话语是任何比句子更为扩展的语言序列。现在，在一个索绪尔主义的观点中，一种关于话语的语言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由多个句子组成的序列，仅仅是受说话者一时的想法所控制，并未呈现出任何为一种一般理论所能掌握的结构性的规律。伴随着这一笛卡尔主义的关于主体之全能性的论断，一种关于话语的语言学理论之可能性便被排除出去了。此外，索绪尔主义的符号理论最终并不协调一致，因为如果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如果在能指的秩序与所指的秩序之间存在着一个严格的对应性，那么（从一个形式的观点来看），这两个秩序是不能区分彼此的，语言学符号的二元性也便无法保持了。这样，索绪尔不得不悄悄地再次引入关于声音性实体与概念性实体之间的区分，其结果便是使结构分析更紧密地同语言学符号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含糊地宣布了一门符号学的可能性——作为在社会中的一门关于各种符号的一般科学，但他对于各种语言实体的依赖，使得这一对诸种结构性原则的各应用领域的扩展，变得相当困难。
只有通过哥本哈根的语符学学派（glossematic school），索绪尔主义的这些内部不一致才得到了妥当处理。其结果便是关于结构语言学的第二种模型的一个表述；这第二种模型明显地在一个不断增长中的形式主义的方向上前进。通过把能指的秩序与所指的秩序再划分成比符号更小的单位，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打破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的对应性观念[2]：
音素学家们……已经发现诸种比符号更小的语言单位：各种音素（phonemes）……（符号calf[小牛]由三个音素k/ae/ 和f/ 组成）。适用于内容（content）的同一方法，使得在同一符号中可以区分出至少三个元素……或语素（semes）……牛的/公的/年轻的。因此现在，各种语义的和语音的单位显然可以从形式的观点加以区分：有关一个语言的各种音素的诸种组合法则，和那些适用于各种语素的诸种组合法则，无法被表明为是一一对应的……[3]
若是考虑到一种关于话语的理论，这个朝向形式主义迈进的趋势的诸种后果，乃是意义深远。那些主要的后果如下：
1、如果那控制各元素之间的组合与替代的诸种形式规则的抽象系统，不再必然同任何特定的实体相连，那么社会中的任何符号指向系统（signifying system）——比如，食物代码、家具、时尚，等等——都可以用这个系统来进行描述。这是符号学自1960年代以降的发展方向，其始自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诸种先驱性研究。[4]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话语”并不是指一系列特定的对象，而是指一个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重新描述社会生活的总体是可能的。
2、如果形式主义严格适用，这意味着，语言的（the linguistic）与非语言的（the non-linguistic）之间的诸种实质性差异，也必须被抛弃。换句话说，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区分成为了在关于各种有意义的总体（meaningful totalities）的更广阔的范畴中的一个次要区分。拉克劳和穆芙（Mouffe）特别强调了这点。[5]它使得了话语理论接近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后期研究所得出的诸种结论，比方说以下这个概念：各种“语言游戏”同时包含了语言与各种行动，语言交织在各种行动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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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7-10-29 22:23: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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