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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视觉文化的历史性解释在其中得到证明。近年来，一些最成功的西方艺术展览是专题性的。一个具体艺术家的作品是我们文化采用的特征形式。所以，作为视觉文化，展出一个个体一生的作品是有意义的。观看富有意义，即使由于观看而出现的顺序在性质上是捆扰人的（弗拉格纳尔对我来说就是如此），而不是发展的。
但是，荷兰绘画的视觉文化在种类上是不同的。如果人们要为观看提供视觉文化，他们也许暗示，把风景画与描绘的或印刷的地图放在一起展览，两者都有绘画格式和知识观念。或者，将居伊普的黑斑奶牛及云彩与其他风格（如室内画）的作品挂在一起，因为这些作品与他对再现光的问题同样关注，或可试图显示这样的视觉兴趣可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在追求自然知识中）找到踪迹。
荷兰画家不以历史题材绘画而著称，即处理重要人类行动如在传统的中心文本中叙述的主要欧洲风格。他们也不创作重要的公共事件的作品：战场之地图或将军及其家族的画像替代了其他国家或许有的英雄战斗或投降的描述。那么，为某个主要历史事件而推出展览时发生了什么呢？1979年，乌特勒支中心博物馆纪念1579年乌特勒支联盟，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然而，联盟宣言本身被浸没在视觉享受中——文件、装饰盘、钱币、雕刻、带插图的杂志条目、地图和占领地的描图。人们虽然更好地理解了荷兰文化，但也许以展览意图相对立的方式。（目录标题以一句谚语的疑问句式而开始，它关注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1559-1609这一时段，围绕这一事件的50年历史，这就揭示了对这一事件成为庆祝原因缺乏自信的奇怪事实。）这就好像荷兰人将自己束缚在绘画所作的记录与理解中，以致于他们不能关注某单个事件或文本。博物馆在此起着作用：组织者显然力图收集视觉趣味材料，以便展览能在博物馆中存在下去，而博物馆则使得这样的视觉趣味对象突显出来。但是，展览或目录中没有传播博物馆所承认的或评价的形象。这不是描述历史的绘画，不是我们可以在某些描述历史的书籍中找到的东西，而是这些绘画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事实。
近来，努力将欧洲艺术展览转向范围更广的文化方面，最有名的是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通过展出的媒介（家具和装饰艺术，照片、夹杂在绘画中的雕塑）和展出的艺术家，该博物馆质疑已被接受的经典——这样的经典意味着20世纪有关技巧、雄心的观念，也质疑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艺术的成就。奥赛博物馆矛盾性地使观看几乎不可能。首先，绘画布置和照明的方式，以及分散注意力的设备使得人们很难看清这些绘画。其次，较少视觉趣味的绘画（如古杜尔的画）置于有利的观看位置，而那些具有较大视觉趣味的（如库尔贝的画）则处于比较不利的位置。较少带有视觉趣味的绘画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展出而在视觉上有所提高。有个批评家为奥赛博物馆辩护，他说艺术的社会历史不是关于可见之物的东西，而是关于不可见之物的。就算他说得对，人们也不禁会问：如何或为什么在博物馆展出它呢？
我的文章基于以下假设：博物馆中的每件展品都处于看的方式的压力下。一种系列展出，无论是绘画还是面具，凳子还是耙子（我想到的是奥赛博物馆，国家通俗艺术博物馆，以及任何老一些的人种史博物馆），确立了视觉趣味的特点，无论这些特点是否是物品生产者所意图确立的。这或许可以通过一件样品的展出而在博物馆中完成，在日本的古杜尔的画，或鱼网堆，如纽约的非洲艺术中心所举行的艺术展览的目录封面上一样。我的每个例证都是在原产地之外展出的作品：它们与习惯所见之物的区别是对视觉注意力的刺激，同时一种艺术感。但是，如奥尔赛博物馆显著表明，同类中的某些物品一起展出时，可能比其余物品给观赏更多的回报。在绘画中，甚至在艺术家们自己所期望的空间和照明中，看到某些艺术家的作品时——库尔贝与吉里戈特、德拉克洛瓦一起并置在卢浮宫巨大的19世纪绘画展室中，印象主义则在亲切的、半家庭式的网球场展室中——这得到了认可，视觉注意力成为可能。
博物馆造成了库尔贝和古杜尔的画之间的区别，可与其导致的高度装饰性的非洲凳子和另一个较普通凳子之区别相比较。但是——尤其是如果展品不是为这样的观赏而制作出来——这样的区别不必成为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文化价值判断，而且这个物品不必成为我们所说的艺术品。博物馆所表示的是视觉上的区别，不一定是文化含义。
只是最近，各民族或团体、各国家、甚至各个城市感到，在博物馆中予以展示意味着其文化得到了认可，由此产生了如何恰当地做到这一点的问题。政治上或体制上也许不可能表示，对一个民族的公正态度不必依赖他们在博物馆的展示，或展示性。一些文化缺乏具有视觉趣味的人工制品。抛开政治不谈，博物馆也许不是提供有关文化的普通教育的最好手段。这不仅因为文化不是材料的总和，而且因为书籍和/或电影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我仍感到困惑，詹姆斯·克里福德如何用他所赞颂的人类学文本方式布置博物馆展览。这些文本描述了祖尼·萨拉克庆典“非本真的”、异质的生活传统。“部落”艺术的家居背景（如1909年阿拉斯加的瓦伦格尔的首领赛克的家居照片）是克里福德提供给引起大量争论的现代艺术博物馆20世纪艺术展中的“原始主义”的一件替代品。如果在博物馆展出，令人怀疑它是劳申伯的画（如果是二维的话）或克尔赫兹的画（如果是三维的话）。我们看的方式向不同事物开放，但它不可避免是我们的。
检验博物馆成功的一种方法似乎是人们在博物馆中走动的自由和观看的兴趣，而没有无处不在的耳机所提供的观众与展品之间的强制调节。从这些角度考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是相当成功的。几年前，当这一博物馆为了举办一次展览而申请人文学科的国家支助时，遇到了教育内容的问题。用某种方式把画挂在墙上，对于艺术来说是无碍的（对于艺术的国家支助无碍），但对教育来说是不恰当的（这是人文学科国家支助的范围）。现代艺术博物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留出一间信息室，将文件挂在墙上，而这是人们看画要走的必经之路。我认为，这样的实践值得效仿，虽然人们或许敢把文件放在绘画展之后，而不是之前，或如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提供带回家的资料，这样不仅没有打断在博物馆中看的过程，而且也没有让观众扫兴。
也许，布置物品时，可以更多关注其教育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传播有关这些物品的观念。换言之，使自由的观众不受胁迫地看。要做到这一点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既关注布置的可能性，也关注有关被布置展品的信息。当然，两者不可分离——虽然有人会认为博物馆的收藏和分类功能在展览之后继续有效，而布置更有效，因为它鼓励观看，并暗示看的方式。最近的专题展览中，详细的文件放在了目录中，与作品本身提供的证据相分离，这样的展览为此提供了一种范例。目前美国将博物馆变成主要教育机构的热情，是一个修正平衡的问题。一幅画或一件物品被挂或放置的方式——其画框或底座，与观众有关的位置（高、低或水平位置？可以绕其一周吗？可以触摸吗？可以坐着看吗？或必须站着看吗？），其照明（想要一直照明呢？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呢？是否让自然光影游戏其上呢？光在一天中发生变化还是随季节而变化？）与它置于一处相互衬托的其他物品——这一切都影响我们看的方式，以及我们所看之物。
展览实践的历史表明，这不是什么新的观念。参观博物馆，如弗罗伦萨的皮蒂宫，巴黎的人民博物馆，保留了过时的展览模式，并非表示它们错了，我们可以纠正它，而是表明博物馆——作为一种看的方式——自身不断在变化，其布置对所看之物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常数是看的问题。需要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或用什么视觉趣味为特殊物品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陈列方式？
关于博物馆中的文化展示问题，我的结论有点儿令人担心：博物馆将文化材料变成艺术品。其他文化的制品被制作成我们可看的东西。我们为自己在博物馆展示事物。但是博物馆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我们的眼睛得到锻炼，我们应邀去发现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艺术品，成为我们的视觉趣味。距离的混合，一方面带着人类的亲近感和共通力，另一方面是观看17世纪荷兰风景画和20世纪非洲雕刻一样的体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博物馆可以鼓励的看的方式。
*斯维特拉那·阿尔帕斯(Svetlana Alpers)，本文译自《展示文化：博物馆展示的是诗学与政治》（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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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8-01-09 13:10:3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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