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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经学研究中，开始出现经学的三个分支科目：章句、义理和训诂。所谓章句，即章节和句读，此种学问在先秦时期萌芽，到汉代成学。徐防曰：“ 《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18]章句之学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经籍过程中兴起的。《新唐书》曰：“自六艺焚于秦，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诸儒章句之学兴。”[19] 《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所谓训诂，即是解释字词的本意。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郭璞《尔雅? 序》言：“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因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发展为包括研究字体、音韵、训义在内的训诂学，称“小学”（附属于经学）。刘歆在《七略》中的六艺略，专门列有“小学”类目，说明它在西汉时已经成学。班固《汉志》也将“小学”列为经学中的一个类目，并收录10家45部典籍。
所谓“义理”，是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礼记?礼器》曰：“义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注重探索经籍的“微言大义 ”，形成后世“公羊学”；汉代古文经学虽注重训诂考据，但并未忽视六经的“义理”。据《汉书?刘歆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0]这说明到刘歆时，经学研究的三种学问基本成形。
经学研究出现章句、义理和训诂三门分支学科，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反映，但汉代时并没有将这三种学问与“孔门四科”联系起来。到北宋时，逐渐出现所谓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分野。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学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他所谓的训诂之学，即是汉代经学；文章之学，即是唐代文学，儒者之学即是宋代“义理之学”。因此，程氏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於训诂，三惑於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於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讨六经之大“道”的学问，即“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的名称，出自《资治通鉴长编》：“今岁南省所取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机为美事。”[22]张载亦曰：“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23]这是宋代学者著作中较早提及“义理之学”者。义理之学主要是从治学方法上立名，偏重於从总体上探究儒家经典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训诂之学注重对经典字句进行解释和考订；性理之学关注经典的道德性命。“经济之学”在宋代也成为一门与经史之学相应的学术门类。清人陆心源在《临川集书后》说：“三代而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其一焉。”[24]这里虽不敢断定宋代已经分为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三门，但至少可以证明到清初时，“经济之学”作为一门学问已为学者认可。
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戴震、章学诚等人均将中国学术门类分为三种，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际“经济之学”骤然兴起，与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儒学四门”。姚鼐的侄孙姚莹认为：学问“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26]明确在中国学术门类中增加了“经济之学”。
阮元在界定考证之学与“经济之学”时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27]此处所谓“稽古之学”，就是考据学；所谓“政事之学”，即经世之学。
到了道、咸之际，“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四大门类。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的，是晚清大儒曾国藩。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8]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经将“经济之学”视为中国重要的学术门类了。
正因如此，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时，曾国藩按照这种学术分科来看待历代学术大师。他说：“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29]在曾氏看来，孔门德行之科，极为后来的义理之学，宋儒周、程、张、朱之学，即为义理之学；孔门言语之科，即为后来词章之学，唐宋时代的韩、柳、欧、曾、李、杜、苏所谓八大家者，属於词章之学；孔门文学之科，即后来的考据之学，汉代以后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等大家，属於考据之学。
这样，“孔门四科”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儒学四门”，并且得到了晚清学人的普遍认同。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将所传授的学问也分为四种：一曰义理之学，二曰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并认为中国学术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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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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