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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后，“科”并未成为学术“类名”被广泛使用，而是作为官吏考试的科目加以运用。所以，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不同，中国古代的 “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试的科目。为了弄清中西学术对“分科”概念的差异，有必要对作为中国考试制度意义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统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开始出现，到秦汉时代，“科”之概念作为“类名”已经普遍使用。但此时所谓的“科”，主要指考试制度上的“科目”。《汉书? 儒林传》曰：汉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此处所谓“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选拔官吏的科目。班固《两都赋》言：“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贤注曰：“有博士掌试策，考其优劣，为甲乙之科”。[6]此处所谓“甲乙之科”，也是指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说明汉代已经有了设“科”选官之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将“孝廉科”变为常科。随后，又陆续开设茂才、明经等常科及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童子举等众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认为，汉武帝开始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7]，逐渐建立了科举制度。所谓科举制度，是指采取分科考试办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西汉时举士以举孝廉，东汉时更多采用察举。据《后汉书》载，东汉顺帝时，“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8]。因此，中国分科观念主要不是在学术分类上使用，而是运用在科举考试中，特指考试科目。换言之，“分科”一词联用，是指考试门类的分门别类，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汉代考试制度实行后确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经、明法等众多科目，无论是常科还是特科，均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分科”之概念没有在学术分类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试制度中得到发挥。
近人陈炽指出：“科目之兴，一千有余岁矣。”[9]科举制度源於汉代，到隋唐时代基本确立。开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无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0]随后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恰”等四科举人。据《旧唐书?薛登传》载：大业3年（607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代科目设置承袭了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体系，均设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皆岁举之常任也，”[11]在这12科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为重要。唐开制举科目竟达63科，分为文、武、吏治、长才、不遇、儒学、贤良忠直等7类[12]，表明其时科举考试“科目”分类之细密。
宋代科举，略仿如唐制，分进士、明经等科。据载：“今进士之科，大为时所进用，其选也殊，其待也厚。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诗、赋、策、论也。”[13]宋代科举分常科与特科，常科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通礼科）。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进士科为最重要的科目，九经、五经等明经诸科地位较低。宋仁宗天圣7年（1029年）2月，盛度上书设置“天圣十科”：“贤良方正能吉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艺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制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制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4]后去掉书判拔萃科，为天圣九科。
司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后，提出“十科举士”建议：“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许钤辖已上武臣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人）；无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15]这种“分科取士”之法，特别为晚清学界推崇，成为中国学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设学”观念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门虽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类分学术的标准，而仅仅是官吏科举考试的科目。据笔者考证，“ 分科”一词联用，见於《宋史》：“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二十七年，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内第一场大小经义各减一道，如治《二礼》文义优长，许侵用诸经分数，时号为四科。”[16]北宋时，随著书院制度的兴起，私人讲学之风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重视，并加以效仿，出现了“分科授学”的现象。因此，“分科”一词，多数情况下是指分设考试科目，但宋元以后也指书院教学的科目门类。关於这一点，通过分析宋代胡瑗分斋教学情况可略约而知。据史料记载：胡氏教授门徒，采取了分科教学的方法，分经义与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实之讲明《六经》。”治事斋专门培养治术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或专或兼，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门已经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那么这种学术分科难道在后来就没有得到发展吗？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已经蕴含的以学科为类分标准的学术分科，尽管始终没有能够发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著分科性质的学术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从“孔门四科”演化到“ 儒学四门”，便证明中国学术门类也是随著中国学术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的。笔者认为，随著学术的演化和分类的细密，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逐渐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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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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